主持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完全地改变了，因为外敌的入侵，中国慢慢的痛苦也好，扭曲也好，融入了世界文化当中。比如说战争的煎熬，战争带给我们的苦难，我们的饥饿、我们的贫穷，所有这样一些东西，包括我们今天，国家的这样一个兴盛，我都很难从画里面能够体现到。其实我渴望时代感，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他的画里面，为什么过滤掉了这样一些东西，是用什么东西过滤掉的？

范曾：因为这个有我对艺术功能的一个本质的理解所促成的，人类的生活也在不断地前进，可是作为人类的心灵来讲，善和恶、美和丑，在遥远的古代到今天，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别，这个人性之美，它有个永恒的一个标准。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讲赤子之心，这些东西，它并不因为年代岁月过去、朝代更换，而会有什么特殊的变化，恒居不变，实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个美好的内核。这种美好的内核，它并不一定是要通过表现现代人，我可以借助一个古代人作为我的一个载体，来表达我对这种美好的追逐。这是我所以画这些画而且乐此不疲的一个原因，其实我画现代的人物没问题，我也画得很好。可是我更热衷于一种，中国古典传统留存下来的一种，诗意人生的一种裁判，这种诗意人生裁判，对我来讲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甚至于作为一个文化家族的、遗传基因里所不可缺少的、舍我其谁的那种历史的责任感。

主持人：如果我们现在先把时代这个，放在一边，其实就关于您的人生来说，你说是你的前半生，就这前半生，我觉得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有很多艰难的时刻，我始终就想像不到，这样一些您的书法的这样一些形式，您现在已经画的这样一些作品，和您写的这样一些诗词，它足够地表达您的这样一些情感的空间吗？当我坐在您身边的时候，这么多小时，我感觉到您是内心情感极为丰富而细腻的一个人，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好像这样一些艺术形式，它的手段、篇幅、内容、容量，都好像不够表达您这样一个更深邃、更细腻的情感，它好像更加的固化。

范曾：艺术的遗憾可能正在于此，因为对于艺术来讲，它无论是语言的、无论是绘画的，无论是音乐的，它都是有限度的，而人生是无比丰富的，不可言说的，真正言说出来，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不过我想除去看我的画以外，再看我的诗歌，看我这些文章，你会渐渐有些体会，这里面有些透露出一些消息。我表现自己的寂寞的时候，我不会说：我多么寂寞，我多么痛苦。我写窗外的鸟，我说：庭芜又见正春韶，听隔窗和鸣喧嘈。番语枝头雀，不是家山鸟。梦醒今朝，方觉得音书杳。早晨起来，听见外面在叫，可是讲的是外文，这鸟，不是家山鸟，梦醒今朝，方觉得音书杳。今天醒，家里的来信越来越少，那么这种内心的凄凉感，还包含着一个最大的热度在后面，就是对故国的爱和感情。

主持人：其实这个三个艺术表达形式里面，我在您的散文里面，倒是发现了您这样一个情感的丰富性，表露得更多一些。我自己的感觉是您的绘画，好像比较束缚您感觉。无论是您画钟馗，还是画黄宾虹，还是画老子那种感觉，其实我也妄自猜度一下，其实都有您范曾的个人的气势在里面。

范曾：这个太对了，因为古往今来，很多的大艺术家，他都在画作一些自画像，这自画像可能是女人，可能是小孩，可能是老头，可是他非常相似，这种似，是一种神似，是一种意味上的似。这种东西我们在达芬奇的，在米开朗基罗的，米开朗基罗很瘦弱的小老头，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在强壮的他的雕刻上，看到是米开朗基罗，那是米开朗基罗的心，心灵。我想任何一个大艺术家，讲自己的作品里，没有自己，那他就是隔靴搔痒。他抓不到痒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