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宁 
萧彬，归“o”以后NO.3，80x80x10cm，莲蓬、胶、漆，2012-青年艺术100提供 “出名要趁早呀，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爱玲。 梦想与现实，哪个更重要？精神世界的渴求在物质世界的压迫之下，还能坚持多久？艺术不是商品，是被无数次谈及的高贵精神食粮。但艺术终归是虚无缥缈的，是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承载的，而承载艺术的无疑是那些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艺术品。艺术品一旦进入市场领域也就不再高高在上，沦为商品也就成为它的命运之一了。而所谓命运，不可逆转，只可顺应。 成功的艺术家毕竟只有少数，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般，失足落水之人不在少数。历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路途，成功者有之，但一如成功这个词汇一样，能够拥有这一称号的人很少。年轻是一种资本，但却不是可供无限度挥霍的。少年成名自然是好事，但天才与神童却也往往只是在百年中才出那么一两个而已。 “北漂”并不只在今天 上世纪80时代末，北京圆明园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成为众多毕业于北京各大艺术院校学生的世外桃源。华庆、张大力、牟森、高波、张念、康木等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里最早的一批“北漂”大军，随后丁方、方力钧、伊灵等艺术家也相继加入到这一队伍当中，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艺术势力。而后，随着画家村曝光度的增加，圆明园有个画家村的消息被媒体传播开去。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从四面八方涌入到这个小小的村子当中，从而形成了一个艺术家聚集的中心，“圆明园画家村”也因此得名。在此之后，圆明园画家村成为当时所有艺术家的梦想之地，而在之后有关圆明园画家村的很多记述文章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无数关于艺术家在那一时期生活和创作的故事。虽然故事很多都是以悲剧开始，但最终的结果却也尚属圆满。许多当年奋斗其中的艺术家在今天都已颇有名气，而一些佼佼者和坚守者更是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艺术大家，其作品无论是在拍卖市场还是展览现场，都是众多艺术品收藏者的追捧对象。 当然，今日之成就是很多艺术家在当年所没有预想到的。毕竟在穷困潦倒之时，一无所有的他们除了落满灰尘的作品还是作品，鲜有的几次展览也都因各种原因而草草收场。即便能在一次展览当中卖出几件作品，但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显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和能够继续画下去，也就成了当时所有艺术家的日常目标。在没有固定收入的状况下，很多来到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往往在坚持了几年之后，最终因生存问题而被迫离开北京。随着画家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本就僧多肉少的聚集区里也变得混乱不堪。原本将房屋出租给画家的当地村民希望收回房屋或者提高房屋租金的行为也让画家们的生存困境雪上加霜。 “艺术家去画家村是为了淘金”。这是对于喜欢扎堆在圆明园的画家们一种极为错误的看法。可以说，圆明园时期的艺术家是艰苦的，当然，当时所有从事职业绘画创作的艺术家都是艰苦的。这种艰苦不只是我们今天所能感受到的来自于物质生活的艰难，更多的是来自于社会观念的束缚。在今天，当代艺术已经逐渐被公众社会所接受，艺术品尤其是当代艺术品也已经成为艺术品交易市场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当时，艺术家还是一个很神圣的称谓，居住在画家村的艺术家是没有资格拥有这一称号的，画家是对他们的通称，而“盲流”则是他们的另一个身份。面对着随时被驱赶的命运，最早的一批当代艺术“北漂”人用对艺术最纯粹的追求和对梦想无限的渴求坚持到了今天，而功成名就后的名利双收则是对这种付出最直接的回报。 1992年12月17日，艺术家王秋人撰写了《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家宣言》，这应该算是国内关于当代艺术自由创作最早的宣言，虽然全文均由艺术家王秋人一人写就，但如“黎明前地平线上的曙光已慢慢升起，照耀在我们的精神之路上。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已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而残败的园林上确立！”这样的文字却也喊出了当时所有艺术家的心声。 虽然圆明园画家村最终未能保留下来，但在将生存方式以文化的高度借助宣言形式提出之后，艺术与生活的结合方式便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而后国内无数艺术家聚集区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这种方式的再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