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造船厂布上油画-66.3×91cm-1961年 文/凡子 在智慧上，我们成年人永远在追求着一种它的更高级形式，即照着最老辣的理性，向着思维的极限往山顶攀登。 人类的进化发展也依循相同的逻辑，要一步一步甩掉野蛮，走向文明。 无论是整体的人类还是单独的个人，因为一直向前，形成思维定势，只愿顺着一条道路翻山越岭走向未来，不分心，不旁顾，更不回头瞅一瞅。 有天半路相遇那并不为智慧滞着、错向行进的人，便忍不住要为他惊呼，生怕他走错了方向。 而在个人性情上，因为要长大，人的成熟仿佛也总是以逐渐失去童真为代价。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总是思无邪，知白天而不晓黑夜，唯见人的善却不防人的恶，论大道至简却不知个中实则机巧精密，难免不让人忧心忡忡。 而绘画上呢，如果一个人弃成熟而拾稚拙，弃准确造型而只笔抒其意，我们日积月累的经验似乎又遇上了难题，训练有素的眼睛不知从哪里看起，千言万语更不知从何说起。 这里的问题在于，智慧的成熟有它单一的最高级形式吗，如果智慧并没有一种预设的方向，那错向而行可不可以被理解为是另一种别开生面的前进？ 而一个人性情上的天真，是那样一种赤诚的好，对人世有永不厌倦的热忱与好奇心，以美揣物，以善待人，如孩童一样信任世界，那样卓然的勇气，是不是也可以成立？ 而在绘画上，看似笨相的一种拙气，却是最成熟地掌握了西洋油画的人，似微醉般的下笔，笔笔要忘却过往已得的规则与定律，画出人在世上自在的天然样，那是不是也可让我们意识到，不滞着于任何表现形式也可以有另一番至高境界？ 多么庆幸，世间真有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艺术家，智慧于他几乎是无为而得，为人的率性天真却始终未变，笔墨之稚拙直画到如入无人之境，那整个的生命性情与状态，可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自我的一个表率，亦是艺术风格之所以自成一家的一个表率。 上世纪之初出生于广东番禺的关良（1900-1986），是民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极其特别的一位，一身天赋的才华，20世纪40年代即已获得巨大声誉，然而对我们今天的后辈来说，却几乎算是陌生人。 这或许是他的性情不显山不露水，想不到要在人间留名，又长期被置于不为重点解读的画家行列，我们虽然一路听着他的名字过来，似乎了解他，却又真的不熟悉他。 对他有所了解是我们“知其然”以后， 只要陈述到民国美术，该读的艺术史段落、该提到的群英人物里，都会反复出现他的名字。 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是无论读他多少次，“见”他多少次，始终并未深究过他，脑中只有一个隐约的身影，概念化的一个人名，几幅可以回忆起来的京剧武打水墨人物画。 很清楚地记得那样一个印象，对于他的水墨人物，那么简单的样子，下意识中有过惊讶的一闪念，想“小孩子的笔法么”，看过即过了。 原来人与人的相逢，是要百转千回才忽然醒悟到本该早点相识；原来看似简单的艺术样式，要经过许多年的自我沉淀才会意识到，它好到那样无形，以至于是失语的。 将这种失语切换成有声图像，将静止的画面一页页翻动起来，画家关良过往的活泼生命，便在眼前生动地展开了。 最先令我惊奇的是，上世纪之初的广东青年关良，即使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那一个艺术青年的出挑模样真是好神气的。 年轻时的关良看上去反而不够天真气，大约是在刚刚起步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有思索世间真理的严肃神态，眼神沉默，面庞清秀，健康的小麦色皮肤，一副酷酷的样子。 也正处在畅开胸怀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时刻，所以他大多时西装革履，气质洋派，穿着入时潇洒。 在他早年参加民国革命军北伐、也就是他27岁的一张照片中，他甚至留过长发，扎过小辫，穿过紧身跨栏背心，与今天不羁的艺术青年，并无两样。 原来这个艺术青年出生之时的环境，与完全封闭及封建的家庭很有点不同。他3岁起读私塾，在识字诵读“之乎者也”之外，已开始喜欢照着洋烟盒上的图画绘一绘，描一描。世间最初的色彩之美，是深深嵌入一个孩童的眼眸的。 9岁时关良从私塾转入广东的洋学堂南强公学读书，各样书籍照学，描绘图画的兴趣愈加有增无减。他仍然喜爱收集香烟盒子，上面的可爱人物画像与风景一直充当着他的美术启蒙老师。略通诗书的父亲发现他的天赋，喜悦有加，不管束他乱写乱画，且为他买纸买笔，鼓励他玩味他的涂鸦兴趣。 有个小小的细节在此应该提到，10来岁时的关良，其绘画天份已尽为学校与邻居所知，那时他照模照样画出来的人物像，邻居可当月份牌挂出来。 我想他的父亲，正是从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上，看到孩子无与伦比的慧质，才一心要改善家庭的财政状况，用实际行动支持关良早早出国留学。 关良11岁时随全家搬往南京，是父亲反复斟酌后转农经商的一个求生决策，这个决定颇为英明，家境果然由此逐步变得比较富裕，这才有关良出国留学的物质基础。 由11岁至16岁在南京生活的这段日子，少年关良在入读英国圣公会的金陵中学继续受教育的同时，还时常在入住的会馆旁的戏院里听唱戏。他一生痴迷戏曲、爱好描绘戏剧人物，正是此段时间在心里种下的兴趣的种子。 17岁时关良随家兄东渡日本留学，要去学他想学的“一无用处”的绘画艺术而不是当时热门的化学专业。父亲理解他，对此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 关良去日本后，先投身于日本著名画家藤岛武二（1867-1943 )主持的“川端研究所”门下，其后转入中村不折（1868-1943 )的“太平洋画会”，专习素描和油画。 藤岛武二与中村不折这两位日本艺术家都是那个时代的新派人物，曾先后留学法国，所以诸多到日本学美术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与这两位老师打过交道，既学他们的谦逊人品，也学他们的广博才识。在绘画技艺上，中国学生可说是拐了个弯儿，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西洋油画的技术与思想。看关良一生所画的作品，无论是油画还是水墨，其蔚然大气的金黄色块与洗练放达的笔触，就始终带着我们熟悉的西方印象画派与野兽派的味道。 关良在日本潜心学习了5年之后，于22岁的韶光年华毕业回国，居住于现代气息浓郁的上海，陆陆续续于上海神州女学、上海美专、上海艺大等美术学校执教，作了一个才学俊美的年轻教授。 此段时光，对年少早慧的关良来说，确实是非常无忧的，他不仅从国外学得了扎实的绘画技艺，有了开阔的眼界与美好的风度，回国后且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学以致用──既致他用，教授学生画画；也致己用，每天潜心在画布前，挥洒他儿时最爱的色彩之美。 与此同时，关良与之往来的圈中的大朋友是吴昌硕、王一亭、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这样的艺术与文化名家，同时也与留日留法的同辈人周勤豪、林风眠、倪贻德、陈抱一、许敦谷等，关系极其密切。这对他深化自己的艺术修养，完整他的天真性情，起到了醇厚的滋养作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良早期的艺术生命，因为国门的开放、父亲的鼎力支持与全心爱护，走得顺畅，成型得大气，越过了多少同龄的人，要直奔他梦想中的绘画与思想的天堂。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与我们熟知的上海画家陈抱一一样，在享受过青年时期的洒脱平顺之后，关良成年以后的全部人生岁月，其命运始终被身后更大的国家命运所左右，既亲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又遭遇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那不可抗拒的外患，总让绘画之事成为生存夹缝中的点滴行为；那难以置信却无法回避的内忧，在国家意志与个人尊严之间，更是前者扫荡后者，夹缝里也绝不让他提一提画笔。 人生最想画时不得画，最能画时不能画，一身的才学与充沛的精力要交给无尽的虚空，唯留得一条命在，或如陈抱一那样连命也无法保全，这大约是那个年代的艺术才俊的共同命运。 只不过即使是这样一种现实，在夹缝中的短暂的安稳时刻，关良还是凝结了精气神，用好了他的天赋，让自己的绘画到达了他所能为之的极致。 事实上，在他一生屈指可数的几次重要展览中，他的绘画才能总让人们在心里暗暗称奇。1924年他曾与陈抱一、许敦谷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过第一个联展，内中挂出他30多幅油画，笔触粗放，涂抹淋漓，“似乎毛糙却极有趣味的表现”让讲究精致写实的传统中国水墨人士睁大了惊惑的双眼，却让喜好西方油画的同行一片声叫好。而1942年在成都举办的个展上亮相出来的戏曲水墨人物画，纸上功夫悟得之透，用墨自在之高妙，更博得好友郭沫若与众人的高度赞美。 那么这里似乎有一个惊诧，关良留日学成归来，擅长的本是充满现代意识的油画，偏好的是弗拉芒克、马蒂斯那样的野兽派画家的风格，还有印象派光影穿梭的炫目色彩，怎么他会由油画转为画中国传统戏曲水墨人物？他要放弃现代主义的精神而走入传统绘画领域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