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装置，宣纸、铁板、墨300×150×120cm，2012 2、美术馆与文化产业 记者：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农、工、商等其他行业，您认为当代的艺术产业对于当代社会，或者说对于这个民族国家有什么积极意义？ 王：从文化创业产业这一点来说，中国确实需要大力发展。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这也是在考验脑力、智力的问题，大家都在运用脑力进行竞争。但是，谈到美术馆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时我们就要慎重了。美术馆到底是不是文化产业？现在我们的政府可能会说，是！国际学界对这个问题是十分慎重的。我认为美术馆是不应该属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业是指，动漫、电影等，以新的创意，新的表现手法，以人的特殊才能去赢得经济效益，但美术馆不是。美术馆更多的是一种知识传播与文明保护的角色，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机构。美术馆可以借鉴、运用文化产业的管理模式运营机制，以及社会传播、规模化管理等方式，但它的性质绝对不是文化产业。 3、美术馆与大众 记者：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由于自律和社会分工而产生的“精英语境”，并与市民文化的大众艺术、庸俗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自发型现代性”的基础上，出现了“反思型现代性”（吉登斯），即我们所常说的“后现代”。虽然就其本身的逻辑而言，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仍然具有很强烈的先锋色彩，但它力图打破这个绵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隔阂，甚至企图打破“博物馆这道高墙”，让艺术再次回到大众生活。目前，对尚未建立起美术馆意识的中国民众来说，我们要不要打掉美术馆的高墙？ 王：你的问题太好了！我认为我们自己的“墙”还没有建起来，也就谈不到“拆墙”的问题。国外在1860年左右，就开始探讨博物馆的意义，并对它产生怀疑，那时候就开始要“拆墙”了，但那时我们还没有博物馆。 记者：但是，我认为这面隐藏着一个矛盾：很多现、当代艺术的发生就是与美术馆的空间背景为依托的，杜尚的《泉》，安迪·沃霍的《布罗里盒子》，柯苏斯的《三把椅子》都是在美术馆中才产生意义的,这些艺术家就是想通过他们的创作来实现其“拆墙”意愿的！换而言之，现代艺术与现代形态的美术馆是相依相生的关系，那么作为馆长，在策划当代艺术的展览时，您如何处理现、当代艺术中所携带的精英语境与先锋逻辑？对于中国没有博物馆传统、也没有太多博物馆经验的大众而言，这些国内、国外的当代艺术恐怕很难符合他们的审美预设。您是如何在大众和精英之间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或者说如何让精英艺术在大众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如何才能让“公众意识”不是一纸空文？ 王：我觉得公众意识并不是迎合公众，而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引导公众与所谓的精英意识去对话，或者参与其中。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这个展览是个很好的例子，展览时美术馆里人山人海。我研究大众的心理，第一就是对这个题目好奇，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大众来到展厅中寻找他们喜欢看的东西。当代艺术是内涵非常丰富的，针对不同的阶层都能够使其产生共鸣，大众看到的是热闹，而文化学者看到的是其中的文化内涵等等。美术馆本来就是一个应该具有精英意识的学术机构，但同时又具有一种大众的服务意识，但这不是迎合大众，而是传播知识，让公众更为主动地参与其中。 记者：怎么样改变美术馆惯有的居高临下的姿态，从而增强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 王：这是一个课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首先，作为美术馆的运营者要有这种意识，有这种意识后就不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第二，我们希望了解公众喜欢什么，让大众进来，让他们看到美术馆很有意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比如，我们曾经做过的“美术馆之夜”，这是一种很大众化的方式。当然这还是很初级的，谈不上达到互动的效果，这是一个专业的、缓慢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