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上的于果 2012年10月28日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承办，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支持，冯博一策划的“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年度提名2012于凡”：“置上——于凡作品（2000-2012）”展览在中央美院美术馆拉开了帷幕。 本次展览展出了于凡从2000年至今创作的雕塑作品40余件。这12年的创作过程对于凡来说，或许是他给自己安排的课程，每一个阶段的系列作品如同在与雕塑史各个时期的对话与交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一路走来的脉络，以及他在东西方之间的缝隙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于凡并不认同惯常所说的“中西合璧”，他认为西方雕塑的“模仿”与东方的“造物”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背后的精神来源也完全不同。他一直努力在两者的间隔中摸索出一个立足之地，寻找到自己的语言方式，试图将雕塑纳入到中国艺术的宽泛审美之中，使它具有如同中国绘画、诗歌一样的品质，超越模仿与刻画的层面，透射出表达之外的意味。也许，这不是一条捷径，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于凡本身，抑或可以成为其他人出发或者反叛的起点。 所谓“置上”，从表意上可以理解为许多雕塑都有耸立之感和高高的底座，但实际上指涉的是于凡对雕塑回归到神性的愿望。早期的西方雕塑总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中国的佛像和陵墓雕塑也总在处理人世以外的问题。于凡当然不是想让雕塑重新变成“造神”的工具，而是希望它成为神性注入的通道，让观看者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哪怕只是一个瞬间，内心也会有一小片灵性的直觉苏醒。 
上学的于果 记者：您是怎么走向艺术创作这条道路的？ 于：我父亲是美术教师，喜欢雕塑，在时期就参与做主席像。后来由他牵头搞了一个雕塑小组，隋建国也是那个雕塑小组的，顺理成章的我也做一些。后来我考到山艺，正好是隋建国从山艺毕业留校那一年，所以那时他是我的老师。后来他考到央美，两年之后我也考到央美，我们变成了同学，同一个导师，他是三年级我是一年级。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非常顺利。 记者：展览的主题“置上”是什么意思呢？ 于：“置上”这个词是策展人冯博一提的，他给了两个让我选一个，一个是至高无上的至，另一个是这个。他当时也没想好为什么起“置上”，但是脑子里出来就是这两个字。我特别喜欢，我觉得这就像我们的缘分似的。在展览简介上冯博一解释说，置上是有一个高高的底座，雕塑都放得比较高。因为当时设计展场的是我们系的老师张兆宏和他的朋友李春源，他也说你的作品不是地上的东西，而是天上的，所以这个“置上”在起的时候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是非常合适。后来我们也把这个解释为回归神性的意思。 记者：我注意到大家对您这次展览作品的措辞很多都是“很讨人喜欢”，但我在微博上也看到了有美院的老师欣赏您的作品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担忧，“雷同和甜腻的危险是存在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于：我觉得说得挺好的，有些作品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么一个阶段吧，有些作品我就追求完美，希望把自己身上最好的那部分，最纯净的部分展示出来，太追求完美就会出现甜腻的感觉。对我来说最近完成的这些作品，躺着的马，包裹的马还有化学着色的小马，这些我还是满意的。我不再刻意地去隐藏，而是把所有东西都呈现出来，所以它的涵义会更丰富一些。像包裹的马出来的东西就不再是一个那么纯洁、那么甜的东西了。当然那个“甜腻”的作品也并不是说我可以很甜地做出来，我是苦着做出来的，只是你看不到。在回顾这十二年的时候，就会觉得做雕塑的过程真的非常坎坷。如果你觉得我的雕塑还算耐看，那是因为它是靠时间堆出来的，不是简简单单几天做一个。所以我完成一个雕塑，往往不是说自己做到多满意了，而是实在做不下去了，说我投降了，只能这样了，经常是这个结果。别人都觉得好像是很放松的东西，其实是非常紧的状态做出来的。 记者：在展陈上，针对您的作品情况是如何分期的呢？ 于：展场有五个区域，基本上就是按照时期来划分的，当然也有一些交叉。第一个区域以“再造”为主，就是把原来别人做过的形式或题材我篡改着再做一遍，比如《圣塞巴斯蒂安》、《刘胡兰的牺牲》、《唐仕女》，其实现实里没有这样的唐仕女，是我编造的，想把传统的东西重新做一次。还有《抱羊的W先生》、《斜倚的W先生》，也都算是再造，基本形式是希腊古风时期的雕塑，我想做出我自己的味道来，有一些中国雕塑的元素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希腊早期的东西和中国雕塑在审美上有些相像。然后第二个区域，是我臆造的《W先生》、《L小姐》。第三个区域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和我的生活经历相关的。第四个是白马水兵系列。最后第五个区域是近期作品，包括《上界》、《侧风》、《包裹的马》。从这个脉络里基本上就能看到我这十二年来都在想些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