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罚的男孩 记者：您的作品能看到中国传统雕塑的影子也能感觉到西方雕塑的氛围，那么您能谈一下对于东西方雕塑的认识吗？ 于：研究生期间我是学习西方雕塑的，招我来的导师是董祖诒，他是留苏雕塑家，主要教的方向是纪念碑雕塑。第二年我转到曾竹韶先生门下，他和刘开渠同是第一代的留法艺术家，研究方向是欧洲雕塑。所以研究生期间可能更多的是美院那种严格的欧式教育体系。后来我想改变雕塑的气质，因为雕塑最早从欧洲传进来的时候是纪念性的、崇高的、永恒的、沉重的，我这些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想把这个沉重去掉。 
圣.塞巴斯蒂安 记者：所以您之后并不是沿着西方的那套体系在创作？ 于：其实西方这套体系到贝尼尼就基本结束了，去年到梵蒂冈博物馆看到他们的作品觉得实在太无聊了。他做动物就把动物的毛全都表现出来，技巧太高了也就太没意思了。西方雕塑就是在展示技巧，怎么把石头玩得跟面团一样，把一个东西雕刻得惟妙惟肖。他们自己把自己弄死了，模仿现实这套东西是自己把自己逼向绝路。毕业之后就觉得对这个体系很厌倦了，没有多大的连接点能让我把现实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毕业以后我就和隋建国、展望一起成立了三人小组去做装置，做行为。然后，把我拉回具象领域是96年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些民间雕塑，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可以直接表现当代的生活。只要你把人物、题材变一变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一批小的架上雕塑，带着幽默和调侃。 记者：除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马”的形象之外，您的创作题材还有很多涉及历史、革命、宗教和普通人？那么您在题材选择上是基于怎么样的考虑呢？ 于：其实我选题挺随意的。早期比较喜欢题材背后的典故和寓意。像我做《圣塞巴斯蒂安》，是因为世贸大楼被飞机穿过，就像塞巴斯蒂安被箭穿过一样，其实就是表现宗教之间的一种矛盾。做《1966》像是看一个远景，我出生在1966年，但是童年时我无忧无虑的，对我来说那段时期没有政治意义。《刘胡兰的牺牲》呢，是因为我们一直说现实主义，但是呈现出来的或者是作者的风格，或者是政府的意愿，很少有真正的现实，就是既不歌颂也不批判，只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一直觉得缺这么一个东西，就做了《王荣国》、《刘胡兰的牺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