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百合》，纸本水墨，69×69cm，1996 第二部分，关于美术馆管理： 1、美术馆与商业 记者：多年以来，您活跃在艺术批评、策展、绘画等第一线，同时还兼任美术馆馆长这样的行政职务。作为一个美术馆是否既要保持学术的独立，做有品质的展览，同时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如何平衡、处理者之间的矛盾？ 王：其实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太多地去考虑市场化的问题。我总觉得美术馆就应该成为地区文化的标杆，它就应该成为一个有高度的东西。为了这个高度，就必须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好的策划，好的展览、好的收藏、好的研究等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活动，都是美术馆要做好的工作。 那么做好这一块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要建立起专业的高度，要有学术质量；第二，做好专业的服务。有好的资源后，就有责任与社会分享，这就涉及到了公共教育的问题，也就是我现在经常谈到的公共性的问题和公众意识的问题。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美术馆是具有高水准知识生产能力的机构，同时将这种知识分享、参与到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来。在这个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美术馆具备了更大的社会效应，形成了良好的公共影响，这会为其带来一些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商业性的问题绝不是第一位的问题。 记者：会不会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如果馆长不去考虑商业，只考虑把美术馆的建设以及展览的品质提升上去，忽视了与资本的互动，那么这个美术馆团队中的各个领域的精英就会被其它机构或者行业挖走，从而失去了自我生产、自我更新的能力。没有好的物质保障如何建立好的团队？没有好团队建设如何形成建设一个有影响力的美术馆？ 王：你说的很好，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谈：第一，做好的展览必须要有一定资金的支持，资金的来源在哪里？我这几年我一直都在找钱，我被称为“找钱能手”，虽然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美术馆应该用另一种方式来得到社会的支持，而不是用商业的方式。为什么西方的美术馆做的相对好？因为他们有另外的途径存在，这有三个环节，第一是社会层面的认可，第二是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第三是基金会对资金的监管机制。有了这三方面对文化事业的共同支持，资金就能得到相对的保障，美术馆从业人员也能得到到相对较高的物质保障。目前在中国，这三方面都还不存在，那么就只能通过其它的方式。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第一，资源共享的问题。我们的资源怎么样的与社会资金共享，而不是过多地考虑美术馆所谓的“尊严与立场”；第二，如何将自己的工作做好，来获得社会更多的合作支持。在前些天的全国美术馆会议上，有个馆长问到如何让艺术家无偿的将自己的作品提供给美术馆收藏？我的回答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送张自己的画到纽约MoMA（美国现代艺术美术馆），如果他们收藏的话那我觉得太光荣了，因为这代表着权威机构对我的认可；但要是某个县的美术馆要我的作品，我会给吗？ 另外，你所说的问题也涉及到了从业人员的选择问题。这是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人的选择问题。如果希望过一种更轻松、更奢侈的生活，这也同样是一种无可厚非的选择。但是，美术馆需要那种能够坚持文化立场的，具有很强信念的人。 记者：能具体谈一下，你刚才所提到的社会、政府、基金会这三方面支持吗？ 王：我上面说的社会、政府、政策跟基金会的三方面保障机制：第一是社会对美术馆的认知度高。西方有几百年的博物馆、美术馆的传统，这些普通的公民对美术馆有很好的判断力，并且有很高的要求，有主动参与的精神。如果美术馆办不好，根本别想得到社会的捐资。当然，这些公民也包含政府官员——总统与议员，企业与那些第三方机构也都是由公民组成的。他们制定政策扶持美术馆，就是源于对美术馆、博物馆的认知。 第二，政府从政策上制定了各种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对美术馆的捐赠可以使企业或者个人不仅可以获得荣誉，还能够获得免税、退税、减税等经济利益上的实惠。这种税本来应该交给政府的，但是政府将这些钱下放给社会。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公民就会主动走进美术馆，对美术馆的工作出判断，选择好的美术馆进行支持。作为美术馆一方，在得到公民的支持后就会做更好的展览，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吸引公民的捐助。 第三，是董事会、基金会制度。钱投进来，税减免了，资金如何利用？如何再申请资金？这时，独立的董事会、基金会会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并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监督基金会，民众、出资方也有权监督资金的去向，在公众舆论的监督下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记者：就这个资金的问题，我曾经采访过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陈履生先生，他对我的回答是：目前，中国政府将各级博物馆、美术馆的性质明确规定为“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这就决定了此类机构一定要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来维系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不存在市场化转型的问题，而且也不允许市场化转型。这是否意味着，与西方相比，我们政府对博物馆、美术馆支持力度会比西方更大？ 王：这也不能一概而论，美国的情况是政府基本不给钱的；而法国是给钱比较多的；英国是给一部分，但他们强调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很大程度上其实也都是基金会在运作。 记者：这种完全依赖于政府投入的模式，以及“文化事业单位”的属性，这会不会使得博物馆、美术馆失去对于文化判断的自主性，而成为一个官僚机构？ 王：从绝对的资金数量来讲，我们政府投入的也不算多，但是从一个美术馆的资金来源比例来看，这绝对是高的了，有些馆甚至是百分之百靠国家投入。对于美术馆的财政管理，我们政府现在采取的是“收支两条线”的政策：就是说一个美术馆赚多少钱就要上缴给国家多少钱，需要钱时政府再按需拨放。对于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中国人来说，这大大的降低了人劳动的积极性，既然赚多少钱都要上交，我为什么还要去赚？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机体，美术馆应该是一个能够自我生长、自我生产的机体，应该积极的与社会互动交流，争取到最有力的支持。而现实是往往一种社会制度培养、形成了一群人的特有的工作方式。 无论是从自身的建构能力，还是管理、运营能力来看，中国的美术馆都是刚刚起步的阶段，但如果在目前现有模式下运营，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机能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已经退化了。也可能以后这些美术馆从业者就只知道写报告向政府要钱，就会去琢磨政府的喜好，而不是不是在琢磨民众喜欢什么。 记者：那可不可以这样说，发展、推动我国的美术馆事业，关键并不在美术馆内部，而是要依赖于整个国民基础教育的提高，培养公众的博物馆、美术馆意识；并且在美术馆、社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王：这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我们的公民没有这种文化意识所以美术馆做不好？还是因为我们的美术馆从来就没有做好过，因此我们公民、领导的文化意识培养不起来？这很难说清楚。但是，美术馆发展的成功与否是否一定要归咎于某种制度、体制，还是归咎于某个人？我想不是这样的。在一些展览中，我经常看到很多对于细节的疏忽，作品展签的制作与摆放非常不协调，大大影响了展陈的质量，难道也跟有关系吗？所以，在这种现实下，我还是希望每个美术馆的从业人员能够做好自己的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