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凡子︱文 
《自画像》布上油画-73×60cm-年代不详 如果要用黑白灰三色来形容人在世间的命运，丈量不幸与幸运之间的距离，我想大多数的人，都是站在中间的灰色地带里，不是特别地幸运，也不会特别地不幸。 一个人来到世间，没有显赫的家世，但遮风挡雨的父母一般是有的。得不到饱读诗书的机会，但初级的识字也还是可以完成的。长不出倾城倾国的美貌，但健康的身体与不至过于丑陋的容貌，总还不算是人生太大的奢望。 而在精神上，穿越人生的沟沟坎坎，淋点小雨，受点风寒，大约也都是该经历的一些波折与障碍。一个从头至尾走得和顺的贵气之人，总是少而又少的，且人生于世不经历一点挫伤，有些醒悟与真理也无法得到。 
《窗前女人体》布上油画-24×33cm-40年代 但每次，当我将眼光放到民国女画家潘玉良的身上时，为她天生来的命运，眼前总是一阵一阵地发黑。 通晓艺术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民国时期，出国接受美术高等教育的画家本来不多，女画家尤其罕见。算来算去，这些女画家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二十人，杰出者，似乎只有我们熟知或不那么熟知的“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潘玉良、方君璧、关紫兰、蔡威廉、丘堤与孙多慈。 这六个人中，潘玉良无疑是一个异数。因其它的五位，大多是出自名门望族、富贵之家的窈窕淑女，或书香门第、一身书卷气的个性女子。唯潘玉良出生最贫寒，经历最波折屈辱，容貌又最不好看。 但时至今日，她是这些女画家里有着最大名望的一个女人。这个名望是她低到尘埃里的不幸身世与至死都跌宕的人生所导致，更因是她盖世的艺术才华越来越得到世界的公认与臣服之故。 
《花鼓灯枣袖舞》布上油画-38×51cm-1954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