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俗'比做'雅'更危险，难度高，挑战性也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没有创造力？自己有没有激情？有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不用急着当下一定要说什么，或者担忧是否被理解。” 蔡国强常说影响他创作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奶奶，一个是毛泽东。现在说毛泽东。 蔡国强在纽约古根汉美术馆举办的回顾展，创下古根汉美术家个展历来参观人数最多的纪录。这位不说英文，无法当面跟外国人沟通的中国艺术家，却让如此多的群众着迷。 蔡国强作品中明显的仪式意味以及如同西方评论说的“对群众的掌握”，主要根自蔡国强从小受到毛泽东思想训练里头谈的“民众参与”。从小浸淫在这样的思考养成之中，蔡国强的艺术也特别在意参与，而毛泽东理论教会他思考“如何让群众参与艺术的方法论”。 “学校中受的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一直到现在都还深深影响我。现在还在用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做作品。”譬如说“不破不立”、“制造议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都是极为有帮助的理论。 如何让民众参与呢？ “首先，我必须诚实面对自己，我必须做我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观众才可能会想看。” “我的作品往往是带有童心，有种浪漫气息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拥有童心，就是渴望追求童心，要不然就是怀念童心的。这点会使得大众比较容易接受我的作品。”他说。有童心的人看了会感到好玩，没有童心的人看的会想起自己曾经也有过的童心。 他大胆地用“雅俗共赏”这四个“危险”的字来形容自己的特质。 “基本上，'雅''俗'共赏在现代艺术中并不被当作好事，好的现代艺术通常都被视为追求'雅'的层次，因为喜欢讲的是精英，谈的是小众。” 但是蔡国强的社会主义背景，让他特别在意艺术的责任，相信艺术与社会应该是有关系的。 蔡国强谈到他在上海APEC制作闭幕焰火的经验，由于要跟官方密切打交道，他想这样做也不行，想那样做也不行，因为他的政治人文主张与官方思考的有所不同，就艺术创造面的沟通也难以达成。他一度沮丧到不知道该用什么法子了。 但是他最终想到，他用的公家机关预算其实来自人民的税金，并不容易；毕竟人民不是生下来就应该要给他钱的。在这样的念头下，他最后还是设计出来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灿烂焰火盛会。 但是，“俗”要怎么做呢？要不要有底线呢？如果“俗”没有策略，没有掌控，很可能连一点点“雅”都留不住了。 “对一位有自信的艺术家来说，我觉得做'俗'比做'雅'更危险，难度高，挑战性也高。”他说，“也因此我每一次做'俗'都悄悄抱着高一些的期待，因为其中的冒险性高，让我更兴奋。” “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明知故犯'，像是做这种盛典活动，或是大量运用东方的东西，不管是选材或是艺术呈现，都有一种危险的倾向，会让人家感到很危险。” 将蔡国强对于“俗”这项挑战推展到最极致危险的，莫过于他接下北京奥运开闭幕式的视觉总监与焰火演出了。 “做奥运，首先要面临到的是一位艺术家竟然成为政府的御用工具，但更危险的是，你很容易在京奥搞了两年，最终却做不出任何一点点具备艺术价值的成果。”他嘲讽了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当代艺术的特点就是什么都可以干，干什么大家都不觉得危险了，但是做奥运是危险的。” 大家包括自己都觉得危险，蔡国强就觉得有意思了。 “我想做，并且想要撑久一点，不能做到一半撒手不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俗”与“雅”又要怎么分呢？ 蔡国强以他做京奥的二十九个大脚印为例。“雅”版本的说法是，北京这座古老城市，一串大脚印沿着中轴线走过，这是看不见的世界的力量延伸，这也是“与外星人对话”的行为。“但是你用这种说法，那几千个警察与消防队员为什么要来帮忙？” 明明是同样一件事情，“俗”的说法便是：“这些大脚印象征世界正向中国走来，中国向世界走去。二十九个大脚印也代表二十九次奥运的轨迹。”他说，“官员、警察、消防员都很感动于这种说法，愿意用千军万马帮我把这个计划做到最好。” 雅跟俗，两种说法，究竟哪一边是真的，哪一边是假的？ 也许两边都是真的，也都不是真的。 “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奥运可能都被淡忘了，要是美术史会讨论二十九个大脚印走过北京中轴线的艺术行为，也许奥运只是个『托』，帮助我实现艺术这件事。” 蔡国强对艺术界和对警员、消防员讲不同的语言。然而今天很多艺术家喜欢站在精英的尖角，就算面对一般大众，也不愿意或也不懂去说群众的语言。 蔡国强毋宁是对说群众语言有高度天分的一位艺术家。 对艺术家，或是当代艺术家，或是人家常用的爆破艺术家等称呼，蔡国强也不是一开始就接受的。他小时候连自己名字里的“国强”两个字都很讨厌的，但是称呼、名衔这些东西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没那样值得在意了。 “以前我要做一个展览，会跟主办者花很多时间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跟主办者较劲自己的观念。”比如说，蔡国强最近到日本，在广岛做了一个黑色焰火的爆破。“如果强调这个计划的对抗性与前卫色彩，主办者很可能因为你的说法就不给你市政府的支持。但是，如果你改变一种说法，说这是镇魂，是对过去灾难的悼念，就很容易被人们接受。” “其实，两种不同的说法，而我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我做的就是在中午过后，在原子弹投过的废墟里头，放了三分钟的黑色焰火。在同样的时间与空间，在此时此地，你做了这件事情，什么说法其实都不能改变你所做的。” “年纪轻点的时候，会用自己的态度和力量去坚持前卫艺术的说法，相信我们是在对时代提出创造性的信息，其实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基本价值。现代主义因为理念的存在，作品才有价值，若是没有理念，作品就失去了价值。” “可是我现在慢慢发现，我可以说他们容易接受的，但要做的时候我就照我要的做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但是他也很不愿意美术界的艺评家、策展人，对他作品的理解，仅止于他自己说出口的言语，他希望他们面对他的作品，而不是听他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好不好玩？有无创造力？自己有没有激情？有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你不能要求观者理解很多，也不能要求自己一项做到很多目的，只能一个一个做。以后，人们也许会在混乱中理一下，没有理清也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做很多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东西，经过很多年后，还会有激情冲劲创作。” “一件件作品宛如胶卷般记录了每个场景，我要不要解释广岛黑烟的意义并不重要，人们是透过作品与艺术家对话，而不是透过创作者嘴巴说出来的语言来与艺术家对话。” “就像我因九一一事件的触发，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晴天空中放黑云，又在西班牙那边做了黑色彩虹，现在又做了一个三分钟的黑色焰火给广岛。我想，这些事情的本身就构成了文本。” “我相信，关于艺术的说明与任何语言，最后都会慢慢淡掉。很久很久后，人们不会记得我当时是怎么说广岛黑烟的，但是就是只有一张卡片留下来，人们会看得到就是一张黑色焰火的照片，后面写着'蔡国强，广岛2008年'。” “未来就只剩下这些。因此我不用急，不用急着当下一定要说什么，或者我是否被理解。” “艺术跟语言的关系，总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什么都说不清楚。什么都说了，却又像什么都没说。感到说多了，便减少一些，感到说少了，又加多一点。”感到说多了，便减少一些，感到说少了，又加多一点。“蔡国强说：“总是自己在徘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