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在纽约P.S.1当代美术馆中国专展上初见《草船借箭》。它被高高悬挂在狭小的、布满砖墙的空间，木质船体的每一缝隙密密麻麻插满带着羽毛的竹箭，粗暴，沉默，而且好看。 傲慢的纽约。那是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有规模地被接纳、被展示，而《草船借箭》的出现，使这件制于泉州的大装置显得触目而冥顽，浑身带着彻头彻尾的陌生感。它的材质全然是异国的：一架废弃的南中国木船，一簇簇仿制的古中国的箭，那么“土”，那么“草根”，与纽约无数装置的材质--金属、塑料、泥土、石块、垃圾、纺织物、电子废料、凝固的汁液、腐朽的生命物--大异其趣。现在，犹如野蛮的闯入者，它被悬挂在纽约，像是一场被主动邀请的挑衅；而作者的思路，或者说，动机，尤其对西方主流艺术构成陌生感。日后在《纽约琐记》一份稿件中，我试图解析《草船借箭》的狡诘与攻击性：它来自纽约语境难以测知的另一维度，是一份因果置换的文本，一场角色变易的游戏，古老的传说，船与箭，巧智交作，在蔡国强手中，也在纽约，成为一则正喻而反讽的寓言。 此前，此后，我以为，蔡国强的几乎所有作品大约均可视为不同材质、不同场域、不同版本的《草船借箭》。但我不想说，蔡国强的精彩缘自谋略。是的，这一伟大的典故为他所借，然而他并不是以智谋取胜的诸葛亮；幸亏他不是。 迄今，关于蔡国强的议论与评说，包括他的自述，大抵将他的实践归结为中国资源的借取与活用。诚然，这是显而易见的，但玩弄中国牌不是他的专擅。近二十多年，太多中国当代艺术家以种种过于聪明的--抑或廉价的--方式搜刮所谓“中国资源”，并竭力探触更为广泛的西方资源，使之利用或被利用，期以兼收“船”“箭”之效，而居然奏效，果然奏效了--当我在庞大的《草船借箭》前徘徊不去，我所属意的不是作者的智谋，而是罕见的秉性，一种如今我愿称之为异常专业的“业余感”：在我所知道（而且佩服）的中国同行中，蔡国强可能是唯一一位自外于西方艺术庞大知识体系的当代艺术家。 自所谓“八五运动”以来，几乎重要的当代英雄大抵试图成为，或想象自己已然是一位窥知世界当代艺术的“知识分子”，一位把握西方“文化密码”的践行者。多年来，理论家和策划人尤其以重重话语营构知识的权威性，在这可疑的权威性背后，乃是强烈的集体假想：我们与西方的前卫艺术，日趋同质而同步了--蔡国强，似乎是这一集体倾向的例外，或者说，在他出道的路途中，早经绕开、并跨越了知识的迷障：他在国内的求学资历与八五运动精英相比，不足道，他也从来不是本土艺术运动的肇事者，甚至不属于所谓“中国美术界”；在他所有作品和言说中，既看不出，也显然不在乎本土或域外的知识背景，即便他一再说及他所牵连的中国资源，亦属驳杂而暧昧的民间传统，无涉主流知识体系；他的话语，平实简单，从不动用术语，更无意连接任何理论的脉络。当他说“艺术可以乱搞”，不是戏言，也非话语的策略，而是他只会，也只愿如此说话，如这本书的题目那般简单：“我是这样想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