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这一代的中国人有个特色，他们从小学马列思想，长大之后又以马列的辩证方法反思中国体制与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他便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辈那批文人，在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显冲突。 跟蔡国强同辈的中国艺术家常常拿少年时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化作日后艺术创作上的重要养分，相对地，蔡国强的作品中比较少看到文革的直接影响。不是真的没影响，而是以一种幽微、细腻的方式呈现影响，不直接拿文革当成创作主题和作品素材。 蔡国强在泉州长大，相较于其他都市，泉州在“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是比较小的。不过他仍然记得，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出来，就算是半夜大家也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 “这就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是我生命中最早体验到的仪式感。” 他记得，大伙儿上街敲锣打鼓宣扬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游行之中每个人都可以走在马路中央，没有任何红绿灯讯号。大家在街上吶喊，发出很大的声音，有时还高声唱歌。想想平时只能走在马路边，游行时却可以走到路中央，还有好多人看着，那种感觉很棒。少年们还会半夜拿小凳子到体育场，听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天亮后继续上街敲锣打鼓。 “那段时间中国的生产力很差，但是南方相对来说没那么严重，虽然吃得也不好，但小孩子对吃没有太多感觉。” 泉州的文人气息浓厚，保留了许多传统。不少人整天在画菊花、画兰花，他们坐在一起感慨中国文明的伟大，或是赞叹过去中国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蔡国强的父亲及他交往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即便在“文革”时期，以及经历文革之后，仍然紧守着某种既定的思考与生活感。 他说，对文人来说，当然文革不可能完全不带来生活上的影响。像是因为“破四旧”，就必须把一些书藏到乡下去。像是因为文革的关系，不能照平常画黑白的水墨，必须加了彩，改画红色的花。什么样的红花呢？本来画兰花的，现在要改画鸡冠花。 当时蔡国强在学校中受到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熏陶，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忘掉。在国际艺坛发展，“造反有理”、“不破不立”、“制造议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些简单的共产党思想和口号，会在一些奇特的地方给他启发。 就是因为这些思想训练的基础，蔡国强理解到群众与人民的重要性。 “毛泽东当初提出：中国的问题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是土地问题。当国民党铆足劲地想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处在半封建与半殖民的中国，广大的穷苦乡村人民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希望不被地主剥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强烈要求，便是共产党夺天下的基础。” 蔡国强也从马克思主义学到，“世间有无数的矛盾，在各种矛盾之间，只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是次要的。先解决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容易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如果不小心，也会慢慢升华成为主要矛盾。另外，每一个主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与次要方面。”
这些知识与辩证思考都是蔡国强从小被培育出来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建立在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基础之上，所以日后蔡国强在欧美作展览时，跟西方人讨论彼此见解，很容易进入对话的状态。相较之下，他觉得自己刚离开中国到日本居住时，尽管日本人很喜欢蔡国强，也能欣赏他的作品，但是跟日本人对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基本上蔡国强讨论思考是辩证法的概念，日本人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蔡国强的学习表现一贯很优秀，所有老师都欣赏他，包含政治经济学这类困难的科目，他都能拿到很高的分数。但随着年纪愈来愈大，将少年时期所学的那些知识，反映在中国的政治问题仔细审视的时候，蔡国强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他开始觉得那套思想不太对劲。 “比方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要相适应，才不会让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当时的体制系统明明白白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蔡国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用马列主义来反思当下的社会问题，反思中国的矛盾。“中国教了我们马列这套哲学为基础，而我又用这武器批判了它。” 蔡国强这一世代的中国人有项特色，他们从小学马列思想，长大之后又以马列的辩证反思中国体制与社会的问题。相较之下，他便体会到自己的父亲与父执辈那批文人，在对中国社会变化的看法上，存在的明显冲突。 “我父亲那一辈的文人尝过旧社会的苦，所以他们对新社会带来的问题，态度比较宽容，总是会说好话，或者是帮这些痛苦找理由。就这个角度来说，父执辈还比我们年轻的这一辈更支持新社会的，有趣的是，他们一方面拥抱新社会，另一方面又怀念过去传统的文人文化，我跟我父亲常为此争论。” 蔡国强总是质疑父亲怎么可以永远活在民族过去的荣光与幻觉中？ 蔡国强年轻时，看到香港人带进大陆那些印刷精美的挂历，图片上呈现出香港繁华的高楼大厦。他告诉父亲，光是这个照片挂历展现的模样，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建设根本是停滞的， 但蔡国强的父亲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宋代的时候中国就已经盖出很高的宝塔了！”父亲以千年前中国的伟大成就作为今日的荣光基础，拿的都是过去的全盛时期做例子。 因此，现在回头想想，他的人生，出国是真正的转折点。 “像我这样的人要是留在国内，肯定既当不了艺术家，也当不了改革派。因为我不愿意、也没有胆量去对抗政权。”他是那种绝顶聪明又认定人生必须可以睡懒觉、自由自在的人。他也不是那种会花时间与人争论观点的人，常常觉得谁对谁错都没关系。 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留在中国成为改革派？ “我知道在中国有人对民族的命运感到痛苦着急，想要积极改革，想要提高人民福祉与社会发展，非得要把自己的鲜血奉献给这块土地。我对这种伟大目标的感受不强烈。但是我却也没有足够的条件能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个自由化的个体户，去搞现代艺术。” 蔡国强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没上大学，还在泉州剧团搞舞美画布景的时候，心中就暗暗作出要离开这块土地的打算。之后他到上海读书，也默默地持续作着这样的准备。 也许是因为很早就知道自己会离开家乡的关系，在家乡的时候，蔡国强很珍惜家乡的山水，对家乡的一切格外眷恋。读大学的时候，每一个暑假他都拿着自己工作存下来的钱，加上母亲为他存好的结婚用款，到处去旅行，想趁自己还在中国的时候，走遍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好好地认识中国。当时同学间不时兴旅行的，因为对风景山水的歌咏，正是他们要革命批判的对象，在当时也很不前卫。蔡国强不管他们，自己跟女友去看敦煌，去看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苏州园林、火焰山等等，把中国走过一遍，好好地将这些景象记下。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似乎有分紧迫感，感受到自己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即将与中国文化有一段漫长的分离。” 他很清楚，继续留在这块土地上，会一直向往西方以及西方所代表的那个先进的世界，一心只想追求西方文明，动不动就想着美国的观念艺术或是抽象艺术，老想着安迪·沃霍尔这些艺术家会怎样做艺术，脑子只会向往那个他觉得很了不起的社会。 “然后我会变成一株很可怜、没有生长基础的盆栽。” “就算在中国我真的成了艺术家，我也每天只渴望知道国外的西方艺术家到底在做什么创作，变成一个找不到自己脉络的可悲艺术家。”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可怕的，若我留在大陆，我觉得我会妥协的。” 他知道自己会离开。 蔡国强还记得泉州的青山绿水。早晨起来他光着上身跑步，家一出去是环城路，环城底下是环城河，河的那边就是农村。他跑步的时候妈妈在河上洗衣服。文革时期这座宋代建造的泉州城墙被拆了，各个大小城门都拆掉了。跑步的时候会看到河的对面，一二十米宽，河那边一岸的油菜花田上铺着一层紫紫的雾气，阳光变大后，那雾气才慢慢褪开来。 那时候他就知道，自己会离开这里，离开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