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欢乐与痛苦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1-27 09:40:27 |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悲鸿在欧洲求学既是富有的,又是寒碜的。富有的,是巴黎强烈的艺术氛围。寒碜的,是徐悲鸿和同行的蒋碧微囊中羞涩。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儿,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蒋碧微后来说:“悲鸿的一颗炽热爱好艺术的心,驱走了我们所应有的幸福和欢乐。”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就是一个慷慨相助的好心人。作为一个外交官,赵颂南非常敬业,也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是勤工俭学的周恩来。

赵颂南拄着拐棍,坚持爬上徐悲鸿住的楼顶看画。这个衣食简陋却发奋努力的留学生,让赵颂南大为感动。徐悲鸿手头最紧的时候,赵颂南送他500法郎,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同样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具体做什么,赵颂南也不清楚。法国当局通令驱逐周恩来,找到中国领事馆。赵颂南买了船票,送周恩来上轮船,要他去另一个国家。过些日子,周恩来又悄然回来,赵颂南佯装不知。

赵颂南在法国安度晚年时,总是以骄傲的心情,和后辈谈起周恩来与徐悲鸿这两个当时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他们特别英俊,特别有出息。事实证明,赵颂南有眼力,这两个人或从政,或从艺,在中国当代都有重要地位。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那天,黄孟圭到领事馆拜访赵颂南总领事。非常凑巧的是,徐悲鸿也来到领事馆,蒋碧微催促他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赵颂南的引荐,使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这位徐悲鸿后来尊称为大哥的南洋华人,此时出现如及时雨,给徐悲鸿带来了转机。

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当时徐悲鸿家安在巴黎一栋楼房的顶层,其实是第七层阁楼,房屋面积较大,可以用作画室,租金也相对便宜。黄孟圭曾患关节炎,痊愈后留有腿疾,一步一拐登上七层。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

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黄姓族人、上海中南银行老板黄奕柱每月寄20英镑,供其留学所用。黄孟圭将这笔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眼见徐悲鸿的留学官费没恢复,连回国路费都不够,黄孟圭写信给在新加坡经商的二弟黄曼士,请他帮忙。

黄曼士时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也是个爱好交友、仗义疏财的热心肠。他很快复信大哥黄孟圭,愿意接待徐悲鸿,也愿意介绍他给南洋侨领画像。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碧微留在巴黎,徐悲鸿只身前往,等筹到一笔经费,再一同回国。黄孟圭写了一信,嘱二弟善待徐君,让徐悲鸿当面交给黄曼士。

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共同生活后第一次分别。

一九二六年的新春前夜,八年来第一个蒋碧微不在身边的除夕之夜,徐悲鸿在黄曼士宴请他的餐桌旁沉默无语,情绪低沉。黄曼士担心地问他,是作画太累了,还是身体不适。徐悲鸿突然掩面大哭,黄曼士非常惊愕,问徐悲鸿有什么心事。

徐悲鸿如实相告,他失态的缘由,是想起了远在法国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他实在没心思吃年夜饭。

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感动,问他需用多少钱。徐悲鸿说,至少500法郎。黄曼士当即拉着徐悲鸿,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800法郎。徐悲鸿感动地说,我不知道将如何报答你。当晚他举杯畅饮,大醉,至次天傍晚才醒。

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的几个月,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数千元。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当徐悲鸿在年夜饭桌上泪落之时,蒋碧微在巴黎自有乐趣。蒋碧微回忆录中坦白:“悲鸿去新加坡设法筹款,我一个人暂留巴黎。起先以为他走了,我会寂寞无聊,这时我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想不到正相反,以后的日子竟过得愉快轻松。朋友们照顾我十分周到,道藩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位,常常请他充任我的男伴。”


张道藩是徐悲鸿蒋碧微在法国留学的共同朋友。当时留法的几位年轻人成立了“天狗会”,会员以兄弟相称,推选谢寿康当老大,徐悲鸿排老二,张道藩是老三,邵洵美为老四,还有“军师”、“行走”若干。蒋碧微作为惟一女性被尊为“压寨夫人”。徐悲鸿不在身边,蒋碧微却不乏鲜花美酒、赞美阿谀。其中最殷勤的,是贵州富家子弟张道藩。他们以“二嫂”与“三弟”相称,张道藩身边不乏女人,但对蒋碧微体贴入微。蒋碧微毕竟是有夫之友,在谢寿康撮合下,张道藩与法国姑娘素珊订了婚。

徐悲鸿筹款后由新加坡回到上海,探亲访友并举办画展。这是徐悲鸿第一次个人画展。三十一岁的徐悲鸿在欧洲画的四十多幅油画,令人耳目一新。徐悲鸿请来视为恩师的蔡元培和康有为,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许多人以前没听过徐悲鸿的名字,短短几天之间,这个名字就红遍了上海滩。

一夜,徐悲鸿梦中惊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蒋碧微,赋诗曰《梦中忆内》:衫叠盈商阁,椽侵万卷书,梦中惊祚异,凄绝客身孤。不解憎还爱,忘形七载来,知卿方入夜,对影低徘徊。他随后乘船赶回巴黎。理应小别胜新婚,然而两人相见,却爆发一场争吵。原来,蒋碧微问起在星洲筹款所有,徐悲鸿告诉她非常可观,但他购买金石字画,交给蒋碧微的数目有限,蒋碧微大为不满。

其实,无论是艺术家的潇洒,还是艺术家夫人的现实,他们各有各的理。徐悲鸿把艺术放在生活之上,这是他挚爱艺术的天性流露。而蒋碧微牵挂的是维持生计,她的担忧也并非无事生非。苦撑十个月,他们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欧洲打工挣钱不可能,徐悲鸿只得再赴新加坡,筹到费用再寄给蒋碧微,以作回国旅费。与蒋碧微的担忧不同,痴迷在艺术世界的徐悲鸿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也许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游览欧洲诞生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圣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徐悲鸿欣赏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心中升腾着一种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

在徐悲鸿传世之作中,这幅《箫声》意味深长。徐悲鸿画的吹箫女子,以蒋碧微为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写生,而是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氛围。徐悲鸿曾经自信地对学生说,很多的人画油画,技术不过关,作品跟世界级大师的油画摆在一起,经不起比较。而《箫声》这张画可以跟伦勃朗的画摆在一起,还站得住。

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 达仰 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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