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王府井帅府园的中央美院旧址，一片被拆房屋环绕着的展览馆内，宽敞展厅灯光明亮，十多位退休老教授组成的合唱团高唱《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持久抵抗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挠！” 老教授们将在北京抗战胜利纪念演出时登台高歌。八十四岁的徐悲鸿学生梁玉龙教授站在队前，挺直腰挥手指挥。我眼前白发飘飘、群情激奋。他们是如雷贯耳的名人，却听从梁玉龙教授一声召唤，从北京四面八方而聚集一堂，仿佛回到年轻岁月。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冯法祀说：“我是一九三三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的，在大学里头有个歌咏团，我们唱黄自作词的《抗敌歌》，徐悲鸿就听过。后来演剧队到了重庆，有一个抗战八周年总的汇报演出，就唱这个歌，徐悲鸿也在台下听。” 在冯法祀和同学引吭《抗敌歌》之时，徐悲鸿的确坐在台下，听着他那些满腔悲愤的学生，发出救亡的吼声。学生们所敬重的徐悲鸿，对于民族的痛苦与危难，从来不是无动于衷，他用自己的方式呼唤民族的新生。法国留学结识的友人黄孟圭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请徐悲鸿画福建籍烈士蔡公时。外交特派员蔡公时与济南日军交涉竟被惨杀，徐悲鸿以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铭刻济南惨案的悲剧，感动了无数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徐悲鸿挥笔创作国画《壮烈之回忆》，以昂首啼鸣的雄鸡，表达他对淞沪抗战勇士的敬意，颂扬一个民族的顽强不屈。题记曰：“廿六年一月廿八日，距壮烈之民族斗争又五年矣，抚今追昔，曷胜感叹。”就在一个月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发表要求停止内战的通电，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的条件，全民族的抗战局面初步形成。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中国，中国守军节节败退。徐悲鸿从桂林赶到南京，民国政府的首都已是日机空袭的目标，常有警报声不断。傅厚岗的院落仍然绿树浓郁，女主人蒋碧微仍然风度翩翩，她对徐悲鸿的归来却是冷若冰霜，把卧室让给徐悲鸿，自己搬到起居室。徐悲鸿曾劝蒋碧微与他一同去桂林，被蒋碧微拒绝了。南京政府即将迁往重庆，徐悲鸿给蒋碧微留下一笔路费，让她带着孩子和佣人搬到四川，躲避战乱。他回桂林前，把家里的事托付给老友张道藩。 徐悲鸿当然不会想到，此时蒋碧微已心有所属，热心照顾徐悲鸿一家人的张道藩，填补了徐悲鸿出走后的空缺。张道藩常来常往，对蒋碧微百般呵护，对两个孩子也十分关爱，俨然这家的男主人。橘黄色的灯光下，有张道藩与蒋碧微品茗畅谈的身影。明亮宽敞的大画室，是张道藩偶尔沾墨挥笔、陶冶性情的地方。 三十年后，蒋碧微在台湾把她和张道藩的缠绵情书公之于众。她如同一个痴情女子似的说：“像文人另取笔名一样，在我写给他的信上我用了一个代字‘雪’。他也把原有的名字‘振宗’专为给我写信用。道藩起先不赞成我用那个‘雪’字，因为他怕雪太容易溶化，后来，他又热烈地赞成，由于他找到了新的诠释。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曾说，亲爱的雪：我本来不愿意你用这个名字，因为雪虽然很洁白，但是太容易溶化了；可是我现在叫你雪了，就让你自己所选的这一个字，永久留在我心坎上吧。” 蒋碧微回信道：“宗鉴：惟冀天可怜吾，予吾以勇气，再续此无聊生涯，以尽吾未了之职责。念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抑天之遇吾，又何尝云薄哉!长天怅望，愁入云寰，漫书尺素，和泪寄君，惟愿相敬相爱相怜惜，而相矢勿渝也。” 三天两头见面，却情书不绝。尽管已有家室，仍私语切切。蒋碧微仿佛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张道藩也脱下一本正经的官员面具，变成一个卿卿我我的情圣。他们相约演绎“这段神秘不可思议的恋爱故事”。张道藩身边不乏美女，但他发誓：“我诚心希望我将对女性的爱集中在你一人身上，以作我此生此世爱的一个总结。” 徐悲鸿是否知道蒋碧微与张道藩的暧昧之情，无法考证。徐悲鸿留法同学邵洵美说过，在留法学生的那个圈子里，都知道张道藩爱的是蒋碧微，只有悲鸿天天跑去画画不知道。至于张道藩与蒋碧微在南京旧情复萌，徐悲鸿是毫无察觉，还是佯装不知，都让人难以定论，因为徐悲鸿从没提起蒋碧微的外遇。 直到蒋碧微在回忆录中公开她与张道藩的苦苦热恋，人们对于他们的褒贬不一，延续至今。尤其是蒋碧微的亲生儿女，基本持否定态度，他们是曾见证过这一段历史的人，有他们的发言权。然而，儿女的角度与本人的角度，为什么竟有黑白之分？因为蒋与张游离于传统的婚姻制度之外，还是因为他们让儿女感到了丢脸？ 在战争烽火当中，张道藩把无依无靠的蒋碧微与一对儿女送上轮船，在逃难的前后历程中，他用情专一，细致地帮她料理许多琐事，包括帮她父亲蒋梅笙谋一份讲课的教职。如此深切地看望与安抚，帮助她度过最艰难的乱世。张道藩为此乐在其中，他对蒋的评价是，“十多年严格观察下来，惟一够得上是我理想的爱人”。
而张道藩的为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文化高官，给他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张道藩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一九一九年赴欧“勤工俭学”，与徐悲鸿以官费生赴欧是同一年。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美术系，又转到法国，入学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步了徐悲鸿后尘。在法国时参加“天狗会”，与徐悲鸿蒋碧微是好友。他自称，在巴黎与蒋碧微第一次见面，就对她的美貌与气质所倾倒，无奈于“名花有主”。 张道藩回国后被蒋介石看中，画技就此止步，仕途却一路走高。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内政、教育等部次长，曾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社，创办国立戏剧学校。在日本侵华意图日益明确之时，张道藩力主抗战，亲自写剧本鼓吹抗日之声，徐悲鸿写过剧评《张道藩先生近作话剧》，刊登在《中央日报》。 一九三八年，张道藩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兼任主任。迁都重庆后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而张道藩主管抗战宣传时，也确实努力做了不少事，前面说到他曾与徐悲鸿、宗白华一同担保田汉出狱，就是一例。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少爱国影片与歌曲，就出在那一个非常时期。显然，张道藩效忠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理念不合，但不乏爱国热忱。 我到台湾采访，听一位老作家谈到张道藩，说这位“党国部长”在台湾文化界颇有口碑。一九五○年台湾立足未稳、百废待兴，张道藩创办“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培养鼓励一批青年作家、诗人，这些人后来成为台湾文坛精英。 张道藩留洋学画出身，也时常作画自娱或赠与他人，与他的政坛佳绩相比，当然差距甚大，与徐悲鸿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但因此说他的画一无是处，也不符合事实。张道藩曾向齐白石拜师做入室弟子，而齐白石对其艺术造诣给予肯定，曾在他的一幅《凤尾花》上题款：“道藩仁弟自及门以业，作画此属第一幅，气势高下，不似初学，纯是中国画派。此花名凤尾，能舍胭脂气，予之嫡派也，予喜之，因题记归之，丙戌八十六岁白石。”专家告诉我，他留给蒋碧微的画，不着商业色彩，颇有清新之气。 其实张道藩在徐悲鸿生命中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尽管进入的方式有些特别。为什么蒋碧微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却把许多赞美之词送给他，说他热情洋溢、体贴入微、忠实可靠，死心塌地地爱他？恐怕不是毫无根据吧。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徐悲鸿在广州、长沙、香港举办画展后，到达重庆，继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此时，蒋碧微带着两个孩子已经从南京来到重庆，住在渝简马路一处名叫“光第”的私宅，这是山城的一栋两层楼房，二楼租给了三户人家，蒋碧微租了两间。徐悲鸿在青年会的朋友那里住了一夜，次日在那里碰到了蒋碧微。 徐悲鸿不会想到，蒋碧微会把她生活的一切，都不曾遗漏地写信告诉张道藩：“宗：清晨六时起身，因为我要送孩子上学，七点钟出门，到川东小学办完一切手续，留下两个孩子在校上课。步行出来，忽然天气放晴，阳光显露，精神为之一振，因此我就去青年会看朋友。到了那儿，竟然听说悲鸿已于昨天抵渝，就住在青年会。不久他被朋友喊出来和我见面，彼此握一握手，仿佛无话可说。朋友邀我们一道出去逛马路，我默察他谈话时的语意，大概他很想搬来我家里住，但是他既没有明说，我当然也就装不知道。” 对于蒋碧微的冷漠，也许徐悲鸿早有思想准备，毕竟他们彼此伤害得太深。他深知蒋碧微的脾性，只是猜不到她的态度背后，还有另一个人的影子。还在他到重庆之时，蒋碧微收到了张道藩的信：“雪：我今早苦闷极了，什么缘故我也不知道，我不能见你，有了苦向谁诉去?雪，你此刻会在想念我吗?我精神的无线电你会感应到吗?计算‘他’也快到了，你或者又要受气了。雪，我心里难受得不能支持，我希望今天有什么可以安慰我一下，最好是收到你的信。唉!你已经寄了给我吗？它今天恰巧会到吗？” 蒋碧微有点奇怪，张道藩信里说“计算‘他’也快到了”，应该是长年奔波在外的徐悲鸿，他怎会知道徐悲鸿快到重庆了呢？以张道藩的地位和身份，其实不难知道一个画家的行踪，他却以如此委婉的语气转告情人。 显然，张道藩是恋爱行家，他知道蒋碧微吃软不吃硬，从不命令她做什么，却让她心甘情愿地献身，而徐悲鸿性格耿直，做什么和说什么，都是坦然自若，他以此真诚面对他的友人，得到了很多的友谊和回报，可与蒋碧微相处屡屡碰壁。 当时陪同徐悲鸿回家的，是老友徐仲年、顾了然，也与蒋碧微相识。徐悲鸿带上两管玉屏箫和一件贵州生丝衣料，送给蒋碧微当见面礼。徐悲鸿也给儿女带了礼物，孩子欢呼雀跃。在表面的一派祥和气氛之下，是蒋碧微的感情排斥，她所有的牵挂早已全部给了她的情人：“我对于道藩的惦念与日俱增，正在愁肠百结，忧心忡忡的时候，忽然一片阴霾闪进了我们草草布成的‘光第’寓所，闪进了我的生命，使我的生活与感情双方面，起了莫大的波澜，陷入无比的困扰。” 第二天，徐悲鸿住进吴稚晖先生家，就在“光第”私宅的对面山坡之上。当时，同住的还有吕斯百、吴作人夫妇，徐悲鸿对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布置好好的家，不让我住！就算我是个朋友吧，她也应该招待啊，何况她用的还是我的钱！”
蒋碧微记下了她与徐悲鸿的再次相遇：“午间吴夫人邀往便餐，悲鸿亦在座，未交一语。盖自上次被拒以后，彼认为大失面子，故从此即未再来我家，虽于他处相遇，亦视同陌路。我私心窃愿如此，所以反得泰然处之……” 徐悲鸿依然按他的想法行事。法律上并未解除与蒋碧微的事实婚姻关系，他理所当然地把蒋碧微安的新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孙多慈已经回安庆老家，徐悲鸿似乎预感到孙多慈家庭的阻碍难以逾越，超过师生的感情可能无疾而终，他写信劝她不要放下画笔，此外已无他想。他觉得可以面对蒋碧微了，便去跟她商谈。 徐悲鸿说：“现在，我要我的家。”蒋碧微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里不是你的家。”徐悲鸿说：“那么，我明天搬回家来。” 徐悲鸿搬进“光第”，他带来了行李，还拎着一串螃蟹。重庆不同于江南，螃蟹是稀有的珍品，有钱也难买到，同住“光第”的友人都说，徐悲鸿居然买螃蟹回家，这回他们该和好了吧。然而，徐悲鸿的归来，并没给他和蒋碧微的感情带来转机。与徐悲鸿日日相对，竟成为蒋碧微的负担，她赶紧写信，让张道藩别把信寄家来。 背着徐悲鸿，蒋碧微仍给“宗哥”写信：“悲鸿搬来已三日，看来颇具决心，以图和好，而我心乃益难堪矣！数日以还，我日夜望汝之消息，同时亦忧虑信件落入人手，则将奈何？昨晚六时余，我等正在晚餐，而汝信递到，幸趁盖章之便，得将笔记抽出，但此心跳跃不止矣！顷彼出门，乘隙为汝写此数语，不识汝亦知可怜之雪，日夜梦魂颠倒，想念于汝否?” 徐悲鸿与蒋碧微重新住在一个屋檐下，找不到共同语言，似乎只是为了维持一个所谓的家，而这个家更像一个旅店。直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因为蒋碧微一个外甥考学的事，他们争了几句，就像一颗火星溅在干柴上，燃起了熊熊烈焰。 当时已是少年的徐伯阳说：“我父亲一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没几天为了三表哥的事情，和我母亲吵架，吵得分开了。三表哥从沦陷区逃到重庆，他准备报考中央军校，是空军。我父亲就讲了一句难听的话，他说，国家花的钱买的飞机让他开，非掉下来不可。还说，这人学不了什么东西。我母亲就说，我家的事，你别管。” 试想，如果没有感情裂隙，这件琐事可能就过去了，可他们本来就心绪恶劣，蒋碧微向来不肯甘拜下风，争吵的延伸是抖落陈年往事，彼此伤害。 次日清晨，徐悲鸿起床收拾行李，蒋碧微知道他又要离家，只是冷眼旁观。徐悲鸿留法的同学郭有守住在近处，一大早跑来串门，见徐悲鸿在捆绑物品，吃惊地问他干什么呀，徐悲鸿情绪激动地说：“人心已变，不能再住下去了！”郭有守劝他：“你这是何必呢。”徐悲鸿摇了摇头，拎着行李下楼。 郭有守送徐悲鸿出门，看着他走远。而蒋碧微在楼上，神态无动于衷。郭有守以为她生气，不知道她并不气，她不打算和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