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徐悲鸿蒋碧微搬进南京傅厚岗新居。此前，他们在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了三年。那是个人声鼎沸的大杂院，难免太多不便，不只是一家人加上保姆，住得非常局促，徐悲鸿回家画画也得占地方，所以他的一大堆绘画资料只得放在中大校园的平房里。身为教授太太的蒋碧微不用上班，可以有大把时间到处闲逛，想想如何拥有独家小院。 徐悲鸿对此毫无怨言，他画画最能将就了。 中大艺术系学生安敦礼在《忆悲鸿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说：“徐先生住房条件很差，连张大画案都没有，怎样画这样大的画幅呢？我提出疑问，徐先生说：‘我是趴在地板上画的。’我看看地板凹凸不平，这样简陋的地板如何画351×139cm的大画呢？而且连画七稿！徐先生说：‘有好条件固然是好，但万不可只是等待好条件。时不我予，不要把时间消耗在消极等待上。如果好条件一直等不到，怎么办？只能用勤奋来争取。’” 蒋碧微从丹凤街中大宿舍区出去，逛的地方就在附近。那时金陵繁华之地在城南，如今市中心鼓楼一带，就算偏僻的城北了，人烟稀少，坟地居多。民国政府迁都南京，旧有城区格式不变，许多机构在城北造建房，有钱的人跟进，房子渐多，人气也渐旺。 徐悲鸿的薪水是可观的，但是居家过日子开销大，要都拿出来买地盖房，仍有些底气不足。蒋碧微看中了南京傅厚岗的一块空地，常与徐家走动的民国###吴稚晖先生慷慨解囊，垫了三千块大洋。蒋碧微请来的设计师，曾是徐悲鸿学生，自然分外尽心。蒋碧微倾注所有的聪明才智，使得这栋符合画家教授身份的带院子的两层小楼，日见雏形。 吴稚晖何以对徐悲鸿如此慷慨，无疑缘于他们之间的交情。而在徐悲鸿去世后的传记中，提到徐悲鸿在南京傅厚岗建房，只说是友人相助，吴稚晖之名从没提起。也难怪，吴稚晖身为党国要员，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时代，当然列入敌对营垒，似乎说到他就会有损于徐悲鸿。其实，作为老同盟会员，吴稚晖不仅深得蒋介石器重，也曾深得孙中山赏识。 我听说，台湾一家电视台制作吴稚晖的纪录片，在大陆寻访到徐悲鸿给吴稚晖画的油画肖像。我沿着这个线索多方查询，在上海宝山区找到已经九十四岁的吴稚晖侄儿吴余庆。登门拜访时，吴余庆给我们看台湾版《吴稚晖传》，扉页印着一张油画肖像。 吴余庆说：“这就是徐悲鸿画的老阿伯（吴稚晖），有徐悲鸿作画的签名。原件以前在吴稚晖故居，后来丢失了，南京总统府改建中国近代史博物馆，回归历史原貌，把徐悲鸿画的吴稚晖像挂起来，就是按这张油画照片复制的。” 油画中的吴稚晖身着立领唐装，显得儒雅而有气度。这幅肖像，是徐悲鸿从法国回国不久画的。吴余庆解释说：“老阿伯与徐悲鸿是师生关系。” 这话也对，也不对。徐悲鸿并非吴稚晖的直接弟子，但他确实把吴稚晖尊为师长。徐悲鸿的耿直是出名的。有的权贵给再多的钱，他都不理睬，而他给吴稚晖画像，并与吴稚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年吴稚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推动赴法勤工俭###动，资助一大批缺乏经济实力却有报国志向的青年人。徐悲鸿是中国政府的官派留学生，不在勤工俭学之列，他却为吴稚晖教育救国的理念所感动，引为知己。 吴稚晖不肯做官，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却很值钱。吴稚晖给徐悲鸿垫付的钱中，有没有画肖像的笔润，也未可知。当我查阅资料，得知吴稚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文化名人，才知道我们把他归于“党棍”之列，确实太脸谱化了。 徐悲鸿蒋碧微的乔迁之喜是隆重的，女主人在新落成的小院里组织了小型聚会，毕竟曾经留学法国，刻意营造的浪漫氛围令人羡慕。 此时，徐悲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任教，事业也进入巅峰状态，理应春风得意的他心情却是沉重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沦陷，使他无法沉浸在一己的满足之中。 尽管蒋碧微颇有微词，徐悲鸿仍给自己的居所起名“危巢”，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感。他写下《危巢小记》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训，抑于灾难丧乱之际，卧薪尝胆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义也。”他以经石峪字集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题斋名曰“应毋庸议”。 当今已是著名画家的黄苗子时任记者，到徐悲鸿府上访问，进了前厅就大吃一惊，还没看过有人写过这样的斋名和集联，徐悲鸿也不怕犯忌！ 也就在此时，徐悲鸿创作了大幅油画《我后》。这是一个取材于《书经》的典故，描写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汤愤然带兵###暴君，苦难中的百姓们说，“我后，后来其苏。”翻成白话文的意思是，等待贤明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能得救啦。 画面上大地龟裂，树木枯萎，瘦牛啃啮树根，一群衣衫褴褛的穷人翘首远望，眼睛燃烧着无奈而焦灼的期待之火。所有的人看到，都为之一惊！ 舒适的生活和教学环境，没有使徐悲鸿躲进象牙之塔。他画的这幅油画高厘米，宽厘米，有十六个真人般大的人物，竟直接以城区的饥民为模特儿，画了一群骨瘦如柴、面有菜色的民众群像，依托中国古代典籍的丰富内涵，深刻反映当时底层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徐悲鸿构思中数易其稿，他用他的画笔在呐喊。
主管国民党宣传文化的张道藩劝他：“别这么画，给自己找麻烦！”蒋碧微更是气愤极了：“张道藩先生是关心你，你是在一天一天把你自己毁掉！” 徐悲鸿一笑了之，没有中止他的激情创作。油画在都市沙龙多是高雅闲趣，明明可以画温文尔雅，可以画阳春白雪，足以给徐悲鸿带来社会声望和可观收入，但徐悲鸿选择的题材却触目惊心，仿佛撕下了上流社会不愿意面对的一层薄纱。 任何非议在徐悲鸿耳旁，如一阵穿堂之风，不为所动。他坚持完成画作，这才有了后来周恩来对此画的高度赞扬，有了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以张道藩深得陈立夫的赏识，在中统CC派高层的显赫地位，能给人戴上红帽子，甚至送进大牢，但他对徐悲鸿始终另眼相看，至少表面尊重，保持着彼此友谊。即使他觉得徐悲鸿出格，多是提醒几句。后来他与蒋碧微走得再近，也没给徐悲鸿安一个“通匪”的罪名。也许他比谁都清楚，徐悲鸿才气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不与凡人等同。 而蒋碧微的极端不满，和她想扭转徐悲鸿创作方向的不懈努力，固然有她艺术眼光的局限，但要她承担更多关于政治和道义的责任，其实也有点过分。作为一个著名画家的妻子，她指望丈夫的画卖个好价钱，而且不要招惹是非，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她与徐悲鸿的感情走到了尽头，她的苦苦相求，也许会有另一种解释。 然而，对于徐悲鸿蒋碧微的一对儿女而言，盛满童年乐趣的地方并不在傅厚岗新居，而在搬进傅厚岗以前的中央大学宿舍。在那个温馨又热闹的大杂院，在那个踏着地板嘎嘎作响的旧楼上，徐悲鸿蒋碧微虽然已经不和，但还是有和好的时候，况且他们心照不宣，不在孩子心里留下阴影。孩子跟着保姆生活，看到的父母和蔼可亲，笑容满面。 二○○五年初夏，我在天津城中的一个居民小区，访问徐悲鸿长子徐伯阳。这位八旬老者面色红润，腰板笔直，不知是否接受采访之故，穿着笔挺的浅色西装，一头乌发梳得非常平整。他拿出父亲徐悲鸿给他画的素描给我看。一幅是幼童伯阳，赤身裸体，憨态可掬。另一幅是少年伯阳，手持小铜号在吹，一身童子军的穿着，神气活现。 徐伯阳的回忆自南京始：“从我有记忆的时候，那是两岁左右，我妹妹刚刚出生，我家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是我幼年生活最温馨的一段时期。 “每天早上我父亲起来帮我做早餐，牛奶、烤山芋。我母亲早上懒得起来，就在屋里开留声机放唱片。那些音乐对我影响很深，我后来学古典音乐，就是从母亲这儿启蒙的。那时母亲找了个宜兴的保姆刘妈，她后来把她十六岁的女儿同弟带来了，专门抱我妹妹。她早上经常带我们去买油条、烧饼。虽然事隔很久，但那段记忆我老是忘不掉。 “从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搬到傅厚岗后，我们家的房子是大了，有大花园，可父母之间不和睦了。总见不到父亲，他就是在家，也是画画，要画好几道才完成一张。那时起，我对我父亲印象比较淡，有时他带学生到郊区去写生，也带我去。 “一九三四年他们从欧洲回来，关系也比较好。那时我早上起来都要到他们房间去请安，一人亲一下，然后下楼吃早饭。以后父亲就出走了，到广西去了。” 在南京出生的徐静斐（丽丽）与哥哥徐伯阳有同感。在她看来，傅厚岗的徐家生活是富足的，简直有点奢侈。她从童年到少年，作为徐家小姐什么都不愁，在众人呵护下度过了最难忘的日子。她说：“那时，我们家里有六个佣人。” 六个佣人？我不敢想像：“家里多出六个人，有多少活可做啊？”徐静斐给我描述了当年中央大学教授家的排场生活。全家人靠徐悲鸿300大洋薪水过活，当然还有绘画收入，蒋碧微不用外出谋职，丈夫养家似乎天经地义。家里有六个佣人忙，三女三男。但是并不存在经济负担，当时物价很低，人们购买力相对很差，教授的钱足够了。 徐静斐说：“从宜兴老家来的刘同弟，专门带我。有个丫头叫阿脚，在我们家带我哥哥伯阳。刘德宝，是我们家看大门的，刘同弟的哥哥。刘同弟妈，我们叫她刘妈，管烧饭，她是最早来我们家的，后来刘妈又把她的一家人，都从乡下接来了，在我们家做事。史坤生陪我父亲裱画，买古董，拿古董的，一直在打杂，以后和刘同弟结了婚。还有个阿金，是拉黄包车的，负责送我们兄妹俩上学，放学了再接回家。那时没汽车，出门就是坐黄包车。” 徐静斐对刘同弟的感情很深，不是母女，胜似母女。刘同弟已经七十多岁，称得上最熟悉徐悲鸿一家的人，一辈子跟徐家所有的人分不开。她是宜兴同乡人，跟着母亲到南京徐家当保姆，把徐静斐从小带大。徐悲鸿与蒋碧微分手后，她又跟了蒋碧微多年，跟到台湾，直到蒋碧微晚年，她也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才离开，回到子女身边。 当我打电话到台北的刘同弟家，说我要采访她。老人家听力很好，声音洪亮，一口浓重的宜兴口音，透着一种兴奋：“你要问徐先生的事，多啦，我能说啊。我十几岁到他们徐家带小孩，后来跟蒋先生，一直跟到六七十岁离开，以前没有人问我啊。”
她说她在家摔了一跤，腿脚不方便，走路要撑支架，要不然她就回大陆看看了。 “那时徐先生和蒋碧微有两个小不点嘛，他们在南京啊。后来徐悲鸿就叫他的丈母娘，找宜兴人来看他的宝贝女儿、儿子。那我妈妈乐的了，还种什么田啊，到南京去多好，好像出国一样的。那个时候，到南京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了。他的女孩子小嘛，我都喜欢抱她、逗她。小孩子一哭了，我妈妈没有旁的，就骂我没带好，小孩子哭了嘛！ “我妈妈骂我呢，那徐先生就说她：你为什么骂同弟呢？又不是同弟弄她摔的，她自己摔得哭的。徐先生有两个小孩子，伯阳，丽丽，有时候要到学校送饭。当然不是当我的面讲的，我有听到声音啊，他说蒋碧微，这种天这么热，为什么叫同弟去送饭呢？那时我小啊，好像徐悲鸿有一点偏袒我，那种天就不要叫同弟去送饭了嘛！有的是人啊。” 几件极小的事情，感动了做保姆的刘同弟几十年。也许是因为出身贫寒的缘故，已经是名画家、名教授的徐悲鸿，对来自底层的人有一种真诚的同情。 相比较，教授夫人蒋碧微对人要厉害得多。虽然是宜兴同乡，刘同弟对蒋碧微就有些怕，她直说：“徐先生是个大好人啊，蒋先生也不坏，但脾气太大。” 一九三三年，从法国留学回国五年的徐悲鸿，有感于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茫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亲自出面张罗，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他深知，艺术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取经，也应该让欧洲人了解中国艺术。筹集办展经费时要取得银行信任，徐悲鸿以他自己房产作抵押，这才征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的一批画作。 把自家宅院看得很重的蒋碧微表现大度。用傅厚岗房地契抵押借款，不能说没风险，而她并无怨言。就像家里最大的一间朝南房间辟为徐悲鸿画室，她觉得理所当然。徐悲鸿声名鹊起使她很光彩，她不再抱怨徐悲鸿埋头作画，而希望他不问世事，在艺术道路上心无旁骛。徐悲鸿去国外办展的志向，在她看并不出专业范畴。 徐悲鸿再次登上海轮赴欧洲，蒋碧微同行。这是他们离开多年后，重返欧洲的一次艺术之旅。前一次是一个人留学官费两个人花，吃尽捉襟见肘的苦头。而这一次是带着一大批中国艺术品，以成功艺术家身份前往，心态大不相同。据蒋碧微说，本来孩子年幼，而且南京新居还没有布置停当，不想和徐悲鸿同去，但她怕别人“乘虚而入”，她不能不警惕。她还说：“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是否有重归于好的可能。” 徐悲鸿兴致勃勃地赶到巴黎时，却节外生枝，差点陷于困境。一位友人曾许下诺言，除了徐悲鸿筹措一部分款项，其余都由他负责。不料此人突然回国，留下一张口头支票。经费差得太多，而中国画展的消息却已经在巴黎传出，徐悲鸿进退两难。断了经济后援，如果画再卖不出去，即使开了画展，回国旅费也够呛了。 徐悲鸿急忙找中国驻法国使馆，可是使馆并不知情，也拿不出钱帮忙。他只好写信给当时民国政府###，说明画展迫在眉睫，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很快国内寄来了一笔钱。留法学美术的中国留学生也跑来帮忙，预定的画展如期进行。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中国美术展览会在法国巴黎外国当代美术博物馆举行，参加开幕式的有各界著名人士三千人，画展受到极大重视。经友人盛成介绍相识的法兰西院士瓦莱西亲自前往，还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对出自中国近代画家的“手绘佳作”大加赞赏，从而轰动法国艺坛，成为巴黎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 徐悲鸿带去的画作卖出十二幅，困扰徐悲鸿的经费问题得以解决。此后的数字令人鼓舞：观众达三万人以上，展览应观众要求延长十五天，目录反复加印三次，报纸介绍文章达二百余篇。这是徐悲鸿把中国艺术推向世界的第一步，大获全胜。 继一九三三年五月在法国举办中国画展之后，六月徐悲鸿在比利时举办画展，十一月在德国举办画展，十二月在意大利举办画展，都取得巨大成功。徐悲鸿以他的艺术造诣和非凡毅力，在欧洲树立了一个了解中国的坐标，赢得了崇尚艺术的欧洲人的广泛尊敬。 一九三四年四月，徐悲鸿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苏联举办中国近代画展。五月七日，中国近代画展在莫斯科红场旁的历史博物馆开幕。六月十九日，中国画展移至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冬宫（艾尔米塔什美术馆）继续举行，盛况空前，使徐悲鸿大受感动。这是俄罗斯土地上举办的第一个中国近代画家的绘画展，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走近俄罗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曾在俄罗斯做访问学者多年，她说：“列宁格勒过去是沙皇俄国首都，那里有著名的艾尔米塔什美术馆，陈列世界名画，徐悲鸿先生的画就在这个画馆展览。俄罗斯有丰富的绘画历史，也有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比如说巡回展览画派，像列宾、像苏里柯夫、像克拉姆斯柯依等等。徐悲鸿先生的画受到大家欢迎，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把他列入世界级绘画大师的行列。” 南京师范学院教授谭勇当年是一个求学少年，他看到徐悲鸿在国外的报道，对于这个外国人佩服的大画家大为钦佩，触发了投到徐悲鸿门下的动因。
谭勇说：“我最痛恨上海租界的牌子，有一个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我爱看上海出版的《良友》杂志，有一面彩页介绍徐悲鸿是个画家，在苏联莫斯科大显身手，讲中国画，摊开纸头画马，围满外国人在看，聚精会神。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有本事的，徐悲鸿能够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我们中国的文化！我就留了个印象，徐悲鸿是这么一个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在许多欧洲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无知形象，徐悲鸿带去的不只是东方绘画，还有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说是拯救一个民族未免过分，但徐悲鸿所作所为让欧洲人耳目一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有人曾经问林语堂，学中国画要多久？林语堂说，五千年。 这正是徐悲鸿向世界表明的一种骄傲。 这些中国画所蕴含的东方曲笔，欧洲人是否真正理解，我们无从考证，也许徐悲鸿本人也不在乎。他的画论曾透露他的追求：“立大德，创大奇，为人类申诉。” 一九三四年八月，徐悲鸿夫妇结束第二次欧洲之旅，回到南京。接风洗尘的高潮过去，傅厚岗六号有过短暂安宁。成功的喜悦，似乎给他们的感情带来了转机。 然而，徐悲鸿与蒋碧微这一趟横跨欧亚大陆之旅，似乎貌合神离。在外人看来，他们是一对美满的夫妇，举止优雅，相伴而行。蒋碧微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夫人，天生丽质，谈吐机智，也给徐悲鸿形象加了分。但这些荣耀毕竟浮于表层，他们的内心裂痕仍在潜动，并没有因此而悄然弥合，反而因艺术趣味与生活观念的矛盾冲突犹甚。若干年后蒋碧微写回忆录，提到重返欧洲的这一次著名画展，虽然徐悲鸿已由一个贫困留学生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她仍然不屑一顾，描述徐悲鸿的尽是一些看不顺眼的琐碎细节。她的眼里没有艺术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