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公开宣传抗日救国的著名剧作家田汉，突然在上海被捕，后被押解至南京。别人躲之不及，徐悲鸿却赶紧上门，去安慰田汉的妻子与老母亲，同时设法打听消息，多方奔走营救。在徐悲鸿的熟人中，张道藩虽然不算地位最高的，但最有能力救田汉，因为张道藩是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官员。徐悲鸿去找张道藩，请他务必帮一把。 看在徐悲鸿的面子上，张道藩点头同意帮忙，条件是田汉出狱和其他人一样，得有担保人。徐悲鸿何尝不知道担保人的风险。田汉已被特务机构盯上了，再有犯忌的事，担保人就得受牵连。张道藩明知田汉的个性，出狱后绝不会沉默，提醒徐悲鸿，敢担保就得敢承担风险。救朋友要紧，徐悲鸿不惜两肋插刀，他请宗白华教授帮忙，同当担保人。但是担保人需要三人，还缺一人，徐悲鸿只得找张道藩，张道藩同意签字画押。 以往所有的文章中，写到徐悲鸿保田汉出狱，从来没有提到张道藩也是担保人。田汉之子田海男告诉我有三个担保人，而当时田汉名气虽大，与张道藩并不相熟，张道藩愿意担保，也是因为徐悲鸿的面子。田海男那时还小，在南京见过张道藩，他说张是个文官，瘦高个子，很有涵养的样子。而当时东北沦陷的大背景，民间一片抗战呼声。 保释田汉的理由是急需监外就医手术，因为田汉确实生了背痈，高热不退。张道藩的一大堆头衔中，有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受徐悲鸿之托，张道藩到监狱去看田汉，当面向他提出了出狱的三个条件，一是不做政治活动，二是不离开南京，三是不离开中国。关于第一条，张道藩对田汉补充说：“搞搞戏也还是可以的。” 田汉出狱后被送进南京鼓楼医院开刀，在床上趴了两个多月。田汉家住在丹凤街28号楼下，楼上就住着监视他的便衣特工。徐悲鸿时常探望，并不避嫌。徐悲鸿与田汉的靠近，蒋碧微自然不高兴，但徐悲鸿不理睬，依然把田汉视为知己。其实蒋碧微也是好客的，对于友人，向来非常热情，只是对于田汉例外，生怕田汉的政治倾向影响了徐悲鸿。 此时徐悲鸿与田汉情感上的共鸣，不仅是老友与老友的关爱，更是一对血性男儿的心灵撞击，不带世俗功利，这是蒋碧微所难以理解的。 田汉长子田海男向我讲述田汉与徐悲鸿的生死之情：“我父亲一九三六年还被国民党关在牢里头，当时在南京上演了他编剧的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了全中国。当徐悲鸿伯伯听到这首歌以后，写了一篇评论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其民族之必不亡。’徐悲鸿激励老友，田汉是不会死的，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 徐悲鸿请张道藩出面营救田汉，也成了一柄双面刃。固然张道藩亲自出面，田汉得以“保外就医”，投入他所钟爱的戏剧事业，但张道藩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又给田汉的红色生命拴上了一个死结。到“文革”风暴翻卷时，你田汉一个革命党人被张道藩担保，你还能说得清吗？ 田汉百口莫辩，大概也是徐悲鸿生前绝想不到的。 当国难当头，徐悲鸿把他的忧思之情倾注在画纸，蒋碧微仍喜欢交际，家中高朋满座，只是对男主人备感疏离。她曾这样描述：“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后，我们夫妻俩由于情绪恶劣，常常争吵。横亘在我和悲鸿之间的，已经由丝丝的缝隙而成宽深的鸿沟，我看不出有什么重圆的征兆，或者是和好的契机。果然，悲鸿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为表现极端任性，绝顶荒诞。除掉回家睡觉外，整天都在中大，不是上课，就是画画。” 这时，徐悲鸿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离开首都南京，赴广西作画。也许由于徐悲鸿的声望，国立中央大学不接受他的辞呈，仍保留他的教授聘任。临行前，徐悲鸿与蒋碧微已经没有争执的激情，有的只是冷静的对话。蒋碧微说：“对于你的所作所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意见。”但她转述了几位朋友的看法：“你今天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你实在不需要再这么沽名钓誉，到处奔波；你是一个艺术家，最好是不要卷入政治旋涡。”徐悲鸿说：“我知道，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我应该满足，但是你未免遇事过于挑剔，使我无法应付。” 以上对话的大意，是蒋碧微在若干年后回忆的。 徐悲鸿在同事和学生的依依不舍中，远行广西。 徐悲鸿选择广西并非偶然。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形成的矛盾日益尖锐。广西、广东爆发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南京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通电表示拥护，愿为国家雪屈辱，为民族争生存。此举让徐悲鸿十分激动，将桂系将领视作英雄。 于是，在徐悲鸿的笔下，出现了一幅难得的油画《广西三杰图》。按现在评论界的习惯划分，应该是一幅军事题材之作。广西军政主帅李宗仁、副帅白崇禧、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三位将领骑在战马上，一身戎装，气宇轩昂，急骤的马蹄与嘹亮的军号声犹在耳际。他们的背面是桂林山水，似乎象征着他们保卫故土的坚强意志。
历史证明，徐悲鸿为之画像的这三位将领确是抗日英雄。其中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大捷、白崇禧指挥的诸多会战，都是中国抗战史的经典战役。 谁都知道徐悲鸿喜爱画马，而很少有人知道，徐悲鸿选择三位将领的骑马瞬间，酣畅淋漓地表现马上英雄的不凡气势。也难怪，画中的将领穿着国民党军服，他们也曾被划入敌对一方。因此，虽然这幅画的名字在出版物中提到，见过它的人却不多。当国共抗战史的评判更趋于理性与客观之时，也正是它“重见天日”之时。 在广西生活期间，作为画家的徐悲鸿，被广西省政府聘为顾问，和这些桂系将领们常有来往，他们品茗赏艺，畅论天下，顺便也谈谈办学经费。徐悲鸿给友人写信说，他将在桂林办一所艺术学校，已经得到广西当局的首肯。与徐悲鸿同时期的教育家非常困惑，为什么别人想要找到一点办学善款比登天还难，而徐悲鸿却在谈笑风生之间把事情办妥？ 其实这是徐悲鸿一辈子的做事原则。一个人只需胸襟坦荡，举手投足皆见真性情，不管他人如何议论，一意孤行。 如今，桂林古城墙上似乎依然回荡着徐悲鸿讲课的声音。广西美术培训班教室就设在古城墙楼阁，可惜毁坏，但楼阁旁的大树还在，见证了一个艺术家的澎湃热情。徐悲鸿不仅将艺术思想，也同时将救亡呼声，传达给自己的学生：“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度挣扎中之国家。我诚自如，无论流过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会更加难过。” 一天，徐悲鸿乘船沿漓江来到阳朔，上岸见到一所古朴的房屋，窗前的白兰树繁花盛开。徐悲鸿想租下小屋，在这里作画。他刻了一方图章：“阳朔天民”，以此表达他远离城市喧嚣的心愿。这件事让主持广西军政的李宗仁知道了，他买下小屋，修整后送给徐悲鸿居住。而今这里是徐悲鸿纪念馆，白兰花依旧盛开。 细雨蒙蒙，阳朔文化局周训林局长陪我到徐悲鸿纪念馆。站在白兰树下，仰望着一树的绿叶与白花，有人说这棵白兰树是徐悲鸿种的，其实不是，它长在徐悲鸿来之前。纪念馆是老屋，木板墙，方窗格，布局与结构按原来模样维修，修旧如旧是保护古迹的要求。徐悲鸿看中这个房子，是一九三六年他第一次到阳朔。徐悲鸿离开后，这个房子转了几手。徐悲鸿喜欢这种民族风格的房子，前厅、会客室、客房都是原样保存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李宗仁赠的是房，徐悲鸿还的是画，其中以骏马为多。画面上总有不同题款。所有赠马，马虽不同，但匹匹寓有深意。赠画，实为赠将军抗战胆气也。后来，白崇禧上将赴南京促抗日之事，徐悲鸿以书法相赠，斗大的对联曰：“雷霆走精锐 行止关兴衰”。笔墨奔放苍凉，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意，以壮将军行色。 徐悲鸿画的马不仅高级将领喜欢，抗战士兵也同样喜欢。 “看来似乎不十分好的毛笔画成的战马，那有悲壮哀情的脸部和尾巴，令人一见就想佩好枪弹，跨上马去，直冲入敌人的阵营，杀他个落花流水！” 说这句话的人，是以“抗战女兵”著称的谢冰莹。 李宗仁甚至把一匹咴咴嘶鸣的战马，直接牵到徐悲鸿住的院子里，让他时时写生。徐悲鸿的马究竟有何不同？一位画家说：“悲鸿的马在那个时代是号角，是战斗，是不屈服，是威武，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今日众多画马者，将马解剖得再准确，画得再像马，但是在精神上，在艺术风格上，都无法超过徐悲鸿的‘马’。” 仍是细碎雨雾，我坐船浮游于漓江。往事如烟，逝者如斯夫。漓江之水，依然像当年一样的清澈。悲鸿先生忧虑的身影，仿佛历历如在眼前。 游船经过一面陡峻的山岩，导游的清脆声音在甲板上响起：“大家看我身后，就是漓江上的‘浪石烟雨’。人们都说，秋北京，雾重庆，夜上海，雨桂林。漓江山水吸引了很多中外名人，画家徐悲鸿先生也多次慕名而来。当时漓江上没有这样的游船，他只能坐渔家小木船在漓江上写生，画出了著名的《漓江春雨图》……” 在徐悲鸿的创作生涯中，《漓江春雨图》是一幅罕见的水墨画。褪去色彩的山水似隐似现，远近的关系恰到好处，给人一种特有的韵味。他用淋漓的笔触，也用深切的情感，画出一片有赖于国人捍卫的神州故土，诉说他心头缠绕的爱国之情。 画家叶浅予说：“徐悲鸿的《漓江春雨图》真是水墨酣畅，把雨中桂林山水表现得再真切也没有了，这和只讲笔墨不讲内容的‘文人墨戏’大不相同。徐先生运用大块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法，需要高度的艺术修养，熟练地掌握笔、墨、纸三种工具的性能，使之随心所欲，运用自如。更重要的是对于所要描写的形象成竹在胸，不需要临阵揣摩。只有技术而胸无成竹，或胸有成竹而技术呼唤不灵，都难恰到好处，得心应手。” 潘庄，阳朔的一个村庄，徐悲鸿曾在这里写生。漓江支流上的竹筏，飘荡着刘三姐的歌声。徐悲鸿住过的潘家老屋，只剩下凤尾竹掩映的废墟。旁边一片空地上搭着个木棚，一群乡亲围着一盆炭在烤火，闲聊得起劲。当我走过去问他们，知不知道徐悲鸿先生，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村里很多老人都知道徐悲鸿，留过洋的大画家，他在潘庄画过一幅《天涯山水》，村里成立旅游公司，就是根据他的那幅画取名的。
山水美丽如昔，人生却成往事。徐悲鸿能在普通村民中存有记忆，是一位画家应该引为自豪的荣耀，因为他在民间活着。 一九三六年六月，广西军政当局公开其与南京政府的分歧，通电全国呼吁抗日，南京各报迅速报导，先是“湘桂粤桂边境重兵集结”，再是“桂军入湘”，战事一触即发。蒋碧微在南京坐不住了，意识到徐悲鸿在广西很不妙，用她的话说：“万一酿成事件，徐先生也许永远不能再回南京。我不愿意为了家庭纠纷影响到他的前途。” 她决定到广西劝他回南京。 也确是蒋碧微的个性，想到就做，不顾一切。朋友提醒她，现在广西要人的太太都往香港跑呢，而她怎么能往虎口里跳。再说，一个女人出远门，交通工具那么落后，一路上会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蒋碧微不听，她还是买了船票。她对朋友说：“为我的良心着想，我应该冒这一次险。徐先生肯不肯回来是他的事，我但求自己心安。”蒋碧微没说她想挽回他们的婚姻，但她的行动表明了她的态度。 蒋碧微冒着酷暑赶到广西省政府所在的南宁。徐悲鸿已经接到香港中华书局的通知，到码头接她。见面后彼此感觉到了陌生，找不到应有的亲昵，话题也变得生硬。蒋碧微问：“你知道我的来意吗?”徐悲鸿答：“不知道。”蒋碧微说：“我来，是想接你回去的。”徐悲鸿说：“在目前这种局势下，我怎么能够回去呢?我一走，岂不成了lache!” 徐悲鸿说的“lache”是一个法文字，其中含有“负义”的意思。蒋碧微听懂了，无话可说。随后，蒋碧微以徐悲鸿夫人身份参加宴会，受到广西方面的款待。 徐悲鸿陪她一起游漓江，并游了桂林和阳朔。拉不走徐悲鸿，蒋碧微只得一个人返南京，所幸回程不像来时这么麻烦，搭上了广西要人的飞机。 蒋碧微广西之行，引起后人多种解读。无论动机如何，蒋碧微只身一人，由上海乘船到香港，再乘广九路火车抵达广州，坐汽车去三水，再坐轮船到梧州，坐小火轮到南宁。今天看来，虽然有朋友帮着买票，但女子独自上路，几乎是惊险之旅。 蒋碧微不惜放下身段，也许憧憬过重新和好的可能吧，很难用好与坏的简单词界定。她超出一个平常女子的毅力，不能不让人佩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