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的一天，身穿西装的徐悲鸿走下一艘江轮，在武汉的码头登岸。抬头仰望雄立江边的黄鹤楼，使他想起唐代诗人崔颢在此留下的名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古人的诗意与眼前的情景是如此契合，徐悲鸿感慨不已。他此行颇为悲壮，武汉仿佛是他报效国家的一个出发地。 也就在这一年初，民国政府首都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加强军事进攻，而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终于意识到民气可用，在武汉成立军委政治部三厅，将一批有名望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厅长为从日本归来的著名诗人，曾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第六处处长田汉邀请徐悲鸿任美术科科长。别小看只是一科之长，在军政合一的战时体制下，主管美术专业的负责人非同小可，也必须是业内资深人士。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错，是接徐悲鸿的人没及时赶到，还是徐悲鸿没记清报到的地点，总之，准备上任的徐悲鸿找不到三厅，找到的是政治部本部的院子。守兵荷枪实弹，值班员爱理不理，徐悲鸿兴冲冲而来，却被晾在政治部主任陈诚的接待室。大概徐悲鸿支持广西桂系将领的抗日呼吁，陈诚等蒋介石嫡系还是很难谅解吧，通报半天，陈诚也不理，只认官衔的部属进进出出，没人问他一句，徐悲鸿一肚子恼火。 三厅厅长郭沫若接到电话赶去，已是午饭时间，他见到徐悲鸿就一再抱歉。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的徐悲鸿，原本就无意混迹官场，对官僚作风深恶痛绝。他愤愤地说：我不准备做官了，我要到广西去，美术科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我的名字就是被利用，也不会用烂。说完，不顾郭沫若的挽留，连顿饭也不吃，匆匆告辞。 拂袖而去的徐悲鸿回到重庆。学生吴作人来看他，问起武汉之行，徐悲鸿告诉他这一趟的感受，连连摇头说：“难道我是为了想当一官半职去武汉的？我是要使我的艺术为抗战服务！不过，田先生那儿需要搞美术的青年，可以……” 吴作人说，想组织几个年轻人去台儿庄战地作画。徐悲鸿一听，击掌叫好，他急切地说：“这很好啊！你们早点出发，可以到武昌昙华林政治部三厅去找艺术处的田先生，他会给你们帮助的！”徐悲鸿尽管在官方衙门遭遇冷遇，投身抗战的激情并未消退。田汉主持国防部三厅艺术处，虽然他未上任，仍出面与之联系，不仅鼓励而且帮着谋划，由吴作人、陈晓南等教授画家组成战地写生团，很快奔赴战中的抗日前线。 徐悲鸿画了一幅自画像，表达他的心境：山峦、巨石、松柏、激流、幽兰，一个中年人，也就是他自己，站在其中，双手叉腰，仰天长望，寄托家愁国难的感慨。诗题：“望石依流水，幽兰香作盛。遥看群动息，伫立待奔雷。” 徐悲鸿离武汉后，打算再去桂林。孙多慈随家人躲避战乱，辗转来到长沙，徐悲鸿便在长沙小停，与孙多慈见了面。孙多慈从学校毕业后，出国未成，恋爱受挫，长时间不动画笔，有些心灰意懒。当年与孙多慈在中大艺术系同学的陆其清老人，是南京人，在长沙碰到孙多慈，后来他被徐悲鸿请到桂林去做助教。 陆其清告诉我说：“抗战以后在长沙，我们几个中大同学，包括孙多慈，常在一起小聚。有一次，在一个姓易的小姐家画像，可能心情不好吧，她（孙多慈）的话不多，画得不太好。易小姐请我们吃十大碗。长沙人请人吃饭，碗是很深的，自己家里做，十个菜。那时我们都知道，孙多慈父亲不同意女儿和徐悲鸿的关系。” 孙多慈在学校闪现的艺术光芒，是徐悲鸿非常珍惜的。他不愿意看到孙多慈沉寂下去，就与孙多慈家人商量，与其无所事事，不如去广西政府谋职。孙多慈父亲同意了，他们一同到了广西当局所在地的桂林。身为广西座上宾的徐悲鸿，帮助孙家父女在广西省政府找到了差事。孙家安定下来，徐悲鸿得以与孙多慈时常见面，泛舟于漓江上，漫步于山水间，艺术与人生的话题使两颗孤寂的心贴得很近。 饱受情感折磨的徐悲鸿仿佛年轻了不少，而孙多慈也成熟了许多。严师的自尊，少女的矜持，都被清澈纯净的漓江水波席卷而走了。 沉浸在诗情画意中的徐悲鸿与孙多慈，共同营造一段最为美好的幸福时光。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也是他们一生不再会有的短暂日子。徐悲鸿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要找回的，只是他与恋人结婚的权利。他以为孙多慈父亲最在意他的已婚身份，找律师咨询之后，于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广西日报》登出告示：“徐悲鸿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概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同去旅法留学的好友沈宜甲，看出徐悲鸿与孙多慈内心的煎熬，很想帮他的忙。这天，沈宜甲专程去孙家拜访，乘着孙传瑗春风满面，沈宜甲拿出《广西日报》给他看徐悲鸿启事，委婉地提及孙多慈与徐悲鸿的关系，不料孙传瑗顿时脸色大变，一口回绝：“徐先生和我女儿是师生，要想打破这层关系，我是决不许可的。” 徐悲鸿原本指望老友出面，孙传瑗能转变态度，承认他与孙多慈相爱的事实，进而同意孙多慈嫁给他。没想到孙传瑗毫不通融，还做出了一个令徐悲鸿大感意外的决定，携全家离开桂林去其他地方，说是避免“无谓的是非之事”。
沈宜甲写信给一位朋友，其中道出他的看法：“悲鸿固已在桂林登报与蒋女士脱离同居关系(事先曾请教几个法律专家，皆云无违法之处)，但与某女士（孙多慈）结婚，乃外间揣测之辞，事实上恰恰相反。此报登后，不数日，某女士即独自离开桂林，大约永不再回矣。悲鸿现埋头乡间，拚命作画，局外人焉知其中痛苦。即使某女士千肯万肯，无奈其家人混蛋无聊。而将来即便结婚后，因女儿关系，又不能断绝往来，真是悲剧……” 沈宜甲感叹：“某女士（孙多慈）幽娴贞静，旧道德，新思想，兼而有之。外间不知内容者，以为此定系一浪漫女，实则系一极苦痛之女子耳。” 地处抗战后方的桂林，见证了一段乱世之爱。 徐悲鸿孙多慈虽不能结婚，毕竟可以相见，此一别山重水复，又在局势险恶的战争状态，徐悲鸿和孙多慈都有不祥预感，也许真是“有情人难成眷属”吧。徐悲鸿用登报启事表明态度，他尽力了，他只能承认败给孙多慈父亲，眼看着孙多慈离他而去。 孙多慈毕竟年轻，也许以为来日方长，她送给悲鸿亲手织的一件咖啡色毛衣，对徐悲鸿的忧伤抱以温和的微笑，背过身去，把泪水的苦涩默默吞噬。她不会想到，她与徐悲鸿的分离竟长达今生今世，无法再见一面。 孙多慈随家人走了，留给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是一样椎心的情思，两份无尽的怀念。孙多慈一家辗转来到浙江丽水，浙江省政府内迁于此，孙多慈女友李家应父亲在省府任职，孙传瑗也就进省府教育厅，孙多慈则是到碧湖联高当美术老师。李家应曾说，徐悲鸿来信鼓励孙多慈画画，而孙多慈愁肠百结，心情悲观，根本无法作画。 不久，徐悲鸿接到孙多慈的信，其中夹有一首诗：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