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与徐悲鸿的名字分不开，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徐悲鸿曾经执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划入南师大美术系，美术系近年又扩展为美术学院。而今南师大老校区，是原来的金陵女子学院旧址。 在南师大美术学院的资料室，保存着徐悲鸿亲笔批注的石印教材，这是美术学院引以为自豪的珍贵文物。我去采访时，资料员抱出一大包来，深灰的封面，遒劲的书法，原教材的题目与徐悲鸿的批语浑然一体。《吴昌硕画册》：“须深会此意，不可仅徒以貌求之。”《吴兴金北楼画册》：“绿肥红瘦，可称佳作。”《郎世宁画乾隆皇帝春郊试马图》：“虽无韵致不失精”。《某山水画集》：“恶劣”，《某花卉合册》：“秀色可餐”，《某仕女花鸟草虫合册》：“略有可取”。 我碰上南师大绘画系主任高柏年，他在指导学生画素描。面前的石膏教具生动逼真，似乎在它们周围，仍萦绕着徐悲鸿教课的声音。高柏年说：“徐悲鸿带回来的，都是全身大石膏，有的两米高，有的超过两米多。其中包括，一个全身的《维纳斯》，两个全身的《奴隶》，一个全身的《掷矛者》，还有一个全身的《斗士》和一个《掷铁饼者》。” 在欧洲留学期间苦练素描写生的徐悲鸿，曾经得益于西方大师的雕像。当年赴欧洲留学、游学、考察的人数不胜数，惟有徐悲鸿带回了巨大的六尊石膏像，而且无私地献给中大艺术系，填补了中国美术教育的空白。它们曾经培养过几代学生，让一代又一代人受惠，其中不少在它们面前写生的学生，早已成为很有声望的画坛名家。 学生画石膏像写生熟练了，徐悲鸿就安排裸体人物写生课。先从上海请来一位女模特儿，又在南京物色了三位。徐悲鸿对模特儿很尊重，也要求学生尊重。有的其他系教授不怀好意，曾问艺术系学生徐风说：“学生作实物写生为何要用裸体人物？狗也可以用嘛！”徐风照搬徐悲鸿的话反唇相讥：“人为万物之灵，五官端正，身体曲线多美，兽类怎么可以相比！” 徐风把这段对话告诉徐悲鸿，徐悲鸿感慨道：“你讲得对！封建残余思想严重存在，无怪鼠目寸光的人少见多怪！知道这种观念不合时代潮流，转变也不容易。根本的办法，还是大力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教育，我们做努力吧。” 同样作为徐悲鸿的学生，曾经主持过中央美院研究生班的著名画家韦启美至今难忘的，是徐悲鸿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学生不出国门，就能体味西方绘画写实传统的精华。此时，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开始形成，那就是重视基础、师法造化、中西结合、提倡写实主义。中国美术走改革之路的理念，已经融入徐悲鸿的教学之中。 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是在今天的东南大学主校区。中大的礼堂还在，圆型苍穹的标志性建筑，曾经是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中大著名教授讲演的地方。可惜中大艺术系老屋大多不在了，一片树丛中留有一处平房，屋檐中间横匾曰“梅庵”，是仅存的中大艺术系教室。踏在吱吱作响的红木地板上，似乎徐悲鸿和他的学生并没走远。 “梅庵”前一棵老松树，高大的躯干上绑着支架，柔韧的树枝成弧状低垂，一部分已是光秃秃的，另一部分仍有蓬勃绿色。这就是有名的“六朝松”，据说是六朝人种植，与南京古城一样古老。站在“六朝松”下，徐悲鸿和他的学生有一张合影照片。时间应该是春天，穿着西装的徐悲鸿怡然含笑，旁边的同学也都放松自然，女生则身着毛衣，把脱下的外套挽在胳膊上。微笑着的孙多慈亭亭玉立，脸上没有任何苦恼的痕迹。 命运似乎对她格外关照。在国立中央大学校园，满足了一个女子追求艺术的愿望，而遇到画坛大师徐悲鸿的悉心栽培，学业大有长进，前程不可限量。她太美丽，太年轻，在校园如鲜花一样开放，很难想像世事的艰辛、人心的叵测和莫名的妒忌。 一九三五年，徐悲鸿找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请老友出版一本年轻画家的画册。当舒新城知道徐悲鸿推荐的是孙多慈，大为吃惊。他当然明了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特殊感情，但一家知名的书局，出版一个大学四年级学生的作品集，从未有过。当时能印画册出版，许多画家都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没有很深的造诣和很大的名气不敢碰。 时隔七十年，我走进上海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出版社，而更早的时候，则是上海中华书局所在地。几栋两层小楼属于文物保护建筑，回廊宽阔，圆柱挺立，窗户呈半圆状。五十年代中华书局迁往北京，其中的《辞海》编辑部没有走，成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而上海中华书局图书馆也留下了，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后，舒新城先生任《辞海》编辑委员会第一任主编，主持《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一九六○年去世。 曾撰写《徐悲鸿年谱》等专著的王震，已经和图书馆接洽，把我要查的老画册从故纸堆中翻出来，摞在图书目录厅的长方桌上。他给我看线装本《孙多慈素描集》，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华书局出版，封面是深蓝色厚纸，内里画页早就发黄了。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徐悲鸿给舒新城写了封信，交给孙多慈带往上海。这封徐悲鸿的亲笔信，印证了王震对这段史实的研究：“新城吾兄惠鉴：前承允为慈刊集，感荷无量。知真赏不必自我，而公道犹在人间，庶几弟与慈之诚得大白于天下也。兹嘱其携稿奉教，乞予指示一切!彼毫无经验，惟祈足下代办妥善，不胜拜谢。”
原来，这一年孙多慈将从中大艺术系毕业，徐悲鸿在为她的去向忙碌。舒新城眼光挑剔，但他对孙多慈的画却击节赞叹，看来徐悲鸿还是有分寸的。 孙多慈带着徐悲鸿的信和一捆画稿，到上海拜见舒新城。舒新城在一大堆书稿中忙得不可开交，告诉她说：“徐悲鸿交待的画册肯定要印的，只是别着急，徐先生的东西一摆两三年，也是常有的。”孙多慈不敢多说，回南京找徐悲鸿如实秉告。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徐悲鸿修书一封：“新城吾兄惠鉴：慈返，已为弟道及见兄情形。承兄为作序，深致感谢。慈所写各幅，已经弟选过。狮最难写，两幅乞皆刊入。孩子心理，欲早观厥成。彼闻足下言：‘徐先生的东西一摆两三年’，大为心悸，特请弟转恳足下早日付印，愈速愈好。想吾兄好人做到底，既徇慈情，亦看弟面，三日出书，五日发行。尊意如何?” 徐悲鸿的急切心情，见于此信的字里行间。而舒新城的意见，画集的序最好是徐悲鸿作，但徐悲鸿恳请舒新成亲自撰写，觉得友人见识不凡，会有另一种新意。“至于捉刀一节，弟意不必，盖文如兄，自然另有一种说法(一定是一篇情文并茂之好文章)，比弟老生常谈之为愈，亦愿赶快写出为祷!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花，其光芒应被全世界。样本等等，乞直寄中央大学孙多慈女士收为祷!她《述学》一篇要兄逼她写才行。” 放心不下的徐悲鸿仍写了则短文，阐述他对孙多慈艺术追求的肯定，以“抛砖引玉”，于六月二十五日寄往上海：“新城吾兄：当然我不能代兄写一个东西，不过勾引兄的文章而已，我那个楔子，兄把他变成白话，补充尊见二十行便是妙文。拙作慈之小像，当年未曾加入弟之描集者，即作为慈集第二页，第一页慈自写(五色印者)，然后第三、第四其父母像，请速印(精印五十册)成，装订十册，交沧洲路十四号谢寿康先生，请他分赠比国委员(不必等我编定，慈将此事交我代办，兄先为她订十册应用，定本等弟编寄次第)，拜祷。” 信末，徐悲鸿补充了一句：“弟在极痛苦时期，兄幸哀怜我。” 徐悲鸿的痛苦，在于对孙多慈的愧疚与爱怜。其实徐悲鸿与蒋碧微的隔膜，早在孙多慈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他们的理念与个性已经水火不融。 一位徐悲鸿友人中肯地说：“实际上，孙多慈当年所受的委屈，多半与徐悲鸿夫人蒋碧微有关。但是平心而论，徐、蒋、孙之间，与其说是孙多慈卷进了徐、蒋的感情生活，毋宁说是孙多慈无辜地被卷进了徐、蒋之间早已存在的家庭纠纷旋涡。” 徐悲鸿毕竟是理智的，他帮孙多慈出画册，想提高她的知名度，以便争取留学名额。他认定孙多慈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合适的沃土就能长成大树。 孙多慈画集出版在即，徐悲鸿考虑再三，想到他的友人、中央大学美学教授宗白华，请宗白华看画稿并作序。宗白华的评价超出了徐悲鸿的预期：“孙多慈女士天资敏悟，好学不倦，是真能以艺术为生命、为灵魂者。所以落笔有韵，取象不惑，好像前生与造化有约，一经晤面即能会心于体态意趣之间，不惟观察精确，更能表现有味。素描之造诣尤深。” 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官费留学名额，被蒋碧微知道了，又使这个表面平静的家庭再起波澜。当时按照美苏等国的做法，比利时退回中国的部分庚款，成立了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由中比双方派人负责，选派赴比留学的中国学生。催印孙多慈画册，徐悲鸿想拿来送给中比两方委员，如他与舒新城坦言：“弟虽已接洽，不如示以实物坚其信念也。” 徐悲鸿找在法国留学老友谢寿康商量，时任立法委员的谢寿康在外交界关系甚广。不料谢太太随即转告蒋碧微，蒋一听就火了，她对徐悲鸿说：“你知道我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情只要预先和我讲明白，一定可以做得通。如果瞒住我，我可非反对不可！” 徐悲鸿的反应是漠然，似乎觉得与蒋碧微无关。但蒋碧微不是等闲之辈，她写信给中比庚款委员会的中方代表褚民谊，又当面向褚告了一状。而蒋碧微的身后还有张道藩，张道藩当然听蒋的。但张以徐悲鸿蒋碧微共同的朋友出现，劝和似乎诚恳，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重臣，也兼着###的次长，徐悲鸿推荐孙多慈，更是一道过不去的坎。 八月六日徐悲鸿又寄信曰：“慈集日内当出版，应为之刊广告，尤其在安庆，并希望在《新中华》上转载，白华之文及其《述学》之文。弟在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愿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徐悲鸿的努力告吹，蒋碧微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还记下她的“横插一杠”，得意地说：“于是以后孙韵君也就未能成行。”徐悲鸿却有另一种说法，其实孙多慈能出国，不仅能继续深造，可能就找到她所爱的人了。已有家室和儿女的徐悲鸿，不愿孙多慈受伤害，宁可助她一臂之力远离是非之地，让她有一个更开阔的天空。 至此，蒋碧微与徐悲鸿的关系日益恶化。徐悲鸿先是试图把孙多慈介绍给老同学盛成，无疑是巩固师生之情的一种努力，后来真的超越了师生之情，又设法送孙多慈出国留学，则是他想找到的一种解脱。盛成在北平与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相爱，一同出国。一九三五年盛成夫妇回国后，举家搬到南京居住。他说：“耳闻徐悲鸿的家庭纠纷从未平息，而且愈演愈烈了。我深知悲鸿性格倔强，认准了一条路就不可改变地走到底，想帮他一把。
“我对妻子郑坚说：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悲鸿调和一下？回国后我见他的身体不好，又不知蒋碧微到底做如何打算，我很替悲鸿担心。郑坚自告奋勇地说，我试试看!当时，虽然悲鸿一家已搬进了傅厚岗的新居，但是他受不了家庭中没完没了的争吵，独自住在中国文艺社里。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徐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 “返回南京，大家拥着悲鸿径直回到傅厚岗。郑坚笑着对蒋碧微说，‘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吧。’蒋碧微嘴角一动，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大声回了一句：‘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话音之外，大家悟到了所言之人何许人也，都闭口不言了。” 当时，盛成已经知道，蒋碧微与张道藩的关系不一般。 著名作家苏雪林与孙多慈同为安庆老乡，她记下了与孙多慈相遇的情景：“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很不错：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龄，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我同她似有夙缘，一见便很欢喜，觉得自己若有这样个妹妹，那应该是多么的好！” 当我翻开《孙多慈画册》时，在孙多慈名下找到《述学》，这篇不难读懂的文言文，透出这位纯洁才女的早熟：“吾终觉此世惟多残酷、险诈、猜忌、虚伪。则吾所指为真善美之资，实无尽藏。一如造物之形之色，千变万化，罔有纪极也。吾尽力以搜求之，撷取之，冶之。纳入吾微末之艺，其无憾乎?其无憾乎?” 孙多慈原本是一个心地纯净的女子，只因得到徐悲鸿赏识，就有人背地说怪话，老师教孙多慈一个人算了。还有人用小刀割破孙多慈画布，甚至造她的谣。而孙多慈在与徐悲鸿只是师生关系的时候，曾天真地以为，她心无芥蒂，可以同师母和平共处。当徐悲鸿新居落成时，许多人送礼，孙多慈也买了几棵枫树，请人送到徐府，并栽种于院中。蒋碧微听说原委，当即全部砍掉。徐悲鸿愤恨不已，不停地练字曰：“无枫堂”。 出国无望的孙多慈，毕业后回到安庆老家。 我采访中央美院教授韦启美，他曾就读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是老资格的徐悲鸿学生。韦启美是安徽省安庆人。我问韦启美：“孙多慈是您同乡啊，跟她打过交道吗？”韦启美说：“孙多慈啊，她是我的老师！” 我问，孙多慈没在中央大学教过书呀。韦启美说：“不是在南京，而在安庆。一九三六年我在安庆中学读书，班上来了美术教师，就是刚从南京来的孙多慈。我们不叫小姐，叫先生。有一次，她拿张油画给我们看，我坐在下面给她画素描。等我画完了，她走来看，说你画的手太小了。人的手的大小，其实跟脸差不了多少，开始画容易脸大手小。” “七七事变”后，韦启美画过一幅抗日漫画，一个小日本人拿着斧头，砍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斧头的口砍崩了。孙多慈夸奖一番，把它送到《安庆晚报》发表。韦启美说：“你可想而知，我画得很幼稚，但孙先生鼓励我，推荐我的画，她是我的第一个恩师。” 孙多慈随家人离开安庆，韦启美也随家人迁往四川，并考上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直接师从于徐悲鸿，又留在徐悲鸿身边当助教。世界真的很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