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每一项重大发明与创新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不是因为有了发明和创新才得以发展壮大的？就我国而言，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历经夏商周三代、秦汉隋唐，直至宋元明清，这几千年甚至百万年的历史行程中都有发明与创新贯穿始终。在历史上，文字、铜器和城市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了原始生活，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中，青铜器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金属器，是人类学家公认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与文字、城市并肩齐名。如果说文字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智力发达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城市的兴起意味着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那么青铜器的发明则象征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预示着中国古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一个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巅峰。古往今来，中国青铜以其无比灿烂辉煌的文化之光，在世界铜器之林独树一帜，让西方文明不断投以羡慕的目光。 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当世界上的许多民族还处于野蛮时代时，我国就已昂首跨入了殷商的青铜文明之门。不但如此，中国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之长，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仅就青铜容器来说，其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后经过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而不断发展繁荣。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带动某个时代经济革命的动因往往是对生产用具的改革，青铜器当然也起到这种作用。那时，青铜质生产工具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产业收获，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对农林家而言，坚固了他们所使用的刀、犁、铲；对渔猎家而言，尖锐了他们所使用的矛、箭等。依靠它，先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并逐步趋于安定，社会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并由此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青铜时代的两大主角——商、周两代，发展成为当时最强盛的王国。史学家王贵民在一篇题为《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中提到：商代和同一时期的几个世界文明区域其实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只是互有高低、各有特点。但商文明与其他文明相比具有几个显著的优越之处：首先是青铜文化创造出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殊性相结合的整体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所拥有的辽阔疆域，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体现了青铜文化的多样化。其次，商文明持续了500多年，其历史长久、发展稳定也是举世仅见的。最后，不管是青铜铭文，还是与其有很大关联的甲骨文，都说明了古文字的进步性及其使用时间之长和空间之广，这是商文明的又一优异之点。 毋庸置疑，青铜器自产生之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时代内涵，更承载着灿烂的中国青铜文化。这既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体现。在我国众多物质文化中，尽管不乏玉器、瓷器、书画、丝绸、家具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载体，但它们都无法与自成谱系的青铜器相比。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青铜礼器占有很大的比例，其担任着绝无仅有的角色。作为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器具，青铜礼器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都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待奴隶主死后则与其同葬于墓中。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是鼎之类的重器多被人们看作是社稷的象征、权威的体现。古书就记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鼎在当时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它甚至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已转换了角色，成为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特别是西周时期，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青铜礼器已非一般的实用器，不适于在生活中使用，其形象已被先民们制度化、神秘化和权力化。各级奴隶主贵族把他们的信条与期望都铸刻在青铜礼器上，以此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观念。由此看来，我国古代的青铜器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这恰是中国青铜器的奇妙之处。 中国青铜器如此奇妙，那么它究竟有多少呢？没有人做过精确的统计，原因就在于它的数量太庞大，到处都有，难以确知。单就陕西一省而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先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就达3000余件。在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微氏家族铜器群中，一个窖就藏有103件精美的青铜制品。而且，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并不鲜见。据统计，从汉代至今出土的青铜器中，仅有铭文的就在一万件以上。实际上，有铭文的青铜器仅是少数，加上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传世的青铜器，这个数字更是无法估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