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青铜器分类及命名 青铜器已经是从质地和审美观点上划分出来的一类器皿，本身没有从质地上再进一步细化的必要，因此我们现在研究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清楚区别它的性质和作用。商代晚期·司母康方鼎 一般来讲，青铜器的主要类别有工具类、武器类、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以及装饰类等。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涵盖全部青铜器品种，如居家使用的灯、炉、车马器等，商品交易中所使用的铸币以及铜版地图、象棋、铜碑等。 这样以源自器物实际用途的分类系统，既要充分考虑到由于时代性和阶段性而导致的青铜器在功能、数量、使用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又要顾及各类青铜器身上所映照的社会背景。 在对青铜器的各种繁杂的分类中，器物的命名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多数情况下，“名从主人”是青铜器研究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器物名称的确定要依照器物原称，也就是从器物铭文本身来考虑。宋代的王黼在《宣和博古图》中所定的青铜器名称，实际上许多都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的，如鼎、簋、钟、壶、盘、 等名称都是如此，一直为现代人沿用。但青铜器中没有铭文的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处理该种情况时，常常采用类比的方法将器物归类到已经定名的器物种类里，如果没有同类器物可以参照归并分类，便暂定一个名称。暂定名的确定通常是根据器物形态特点以及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器物类似之处，借名称之。如“舟”，原器上并没有舟名，但由于它的形状像一叶小舟，故称舟。后来又发现了形状类似并带铭文的器物，铭文中称其为“”，所以考古学家舍弃“舟”，而改之为“”了。这样的问题还远远没有下面的复杂。有些青铜器的用途历时不变，其名称却随着时代更迭而不断变更。如方形壶，战国自铭为“壶”，汉代就改称“钫”或“枋”了。再比如青铜的灯具，战国时无自铭，汉代开始自铭“锭”或“镫”，到南北朝以后一般诗文则写成了现代人通用的名称“灯”。还有些两周时代的短剑，秦时就直接以匕首相称。有些器物虽然用途不同，名字却一样。举个例子，周代青铜乐器有的称为“钟”的，而汉代的青铜制圆形壶也称为“钟”。诸如此类的青铜器名称问题，都需要在分类时加以认真考虑。对想要学好青铜器鉴定的人士而言，较好地掌握一些青铜器分类和命名原则是有很大帮助的。 第二节古代青铜器的功能 目前比较通行的青铜器分类方法是按照青铜器的不同用途，把青铜器物划分为工具类、武器类、饪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杂器类等。但这样的分类很明显地存在不少误区和盲点，有辩证和补缺的必要。
首先来介绍一下工具类青铜器。“工具”概念本身范畴很大，但在中国青铜器中却又算不上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原因是我们的先人们不舍得浪费过多的贵重稀有的铜用来铸造工具，考古所发现的数量自然而然也就多不到哪里去。过去，很多考古研究即使提到青铜工具，也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直接用于生产的农业工具，如砍伐工具中的斧、斤，翻耕工具中的耒、 商代后期·父乙铜簋 耜，锄草工具中的铲、锄，收割工具中的镰等，其他工具则极少言及，商周以后的工具更是被忽略到了几乎不计的地步。其实仅就商周时代的工具来看，除了上述一些用于农业的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工具用于手工业。最有说服力的要数陕西省凤翔县战国秦墓的一个车马随葬坑，坑内出土了一整套备以修车用的工具，如铜钳、斧、凿、锛等，另外还有铸铜时刻画范模的刻刀、切割时使用的锯、称量用的度量衡等，以上这些都是当时各种生产和生活中无法替代的工具。汉代以后，虽然工具多转为铁质器，铜质工具逐渐减少，但仍有一些铜制工具被人们使用或收藏，如常见的有钻、锥、钉、镊、针、鱼钩、顶针、耳勺、锉、取火用的阳燧、文房用的铜砚滴和书刀、碾药用的铜杵臼、熨斗、柄刷等。有些工具还有着向机械化或大型化方向发展的态势，如计时用具漏壶、天文仪器、圭表、地震仪等。 春秋中期·人形定敦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兵器类青铜器。兵器是自进入商周以后历代都不可缺少的重要装备。先秦时代，青铜质兵器是仅次于容器类的礼器青铜器的主要铸造对象之一。人们过去一直认为兵器是作战武器的认知传统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兵器还在不少场合使用，如祭祀礼仪、日常生活和捕获野兽等。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青铜质武器中主要以冷兵器为主，包括勾杀用的戈、戟、殳，刺杀用的矛、剑，砍杀用的钺、刀，射杀用的弓弩和箭镞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兵器中，箭镞明显地属于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基本上是放出去没有收回来的可能。所以，一场战争所消耗的箭镞多少是和战争国双方的财力有着密切关系的。在先秦时代，铜是贵重金属，只有拥有大量财富的国家才能维持战争的胜利。与以上攻杀性冷兵器相配套的还有防御性兵器，如胄、甲等。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个类项——容器类器皿，中国秦汉时代以前的最高工艺设计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都在它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容器类器皿包括：鼎、鬲、 、甑、釜、锅、鍪等烹饪器；簋、、簠、豆、敦、盂、碗、钵等盛食器；爵、尊、觚、觥、瓿、蚕、觯、角、壶、罍、卣、彝、盏、耳杯等酒器；鉴、洗、盆、盘、匜、缶、瓶、缸等水器；禁、俎案、匙匕、箸筷、斗、勺、盆架等与日常生活用具相配套使用的工具类。 商周时期的礼器种类很多，主要存在于中原地区，周边地区不单数量少而且品种单一。青铜质礼器持续的时间较长，有些甚至到了明清时期还在生产和使用，这里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春秋早期·垂鳞纹铜方彝
比较有趣的是，个别器物还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春秋时期出现的形似大盆的鉴，其用途达到了三项：一是盛水当镜照容；二是盛冰以防食物腐坏；三是洗漱沐浴之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盘是与匜配套使用的盛水器，后来逐步向大器型方向发展，用作澡盆，供人们洗去污垢，功能与鉴相似，后来盘发展到唐宋时期多做托盘之用，已经失去了盛水这项基本功能。再比如：鼎最初是烹煮肉食的炊器，到了商周时期多用于祭祀和宴享时盛肉，成为一些重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甚至还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者的权力。“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成语就是说明鼎在人们的心中是与权力威信相提并论的。秦汉以后，历代仍有铸鼎的习俗，延续至今而不衰。现代，鼎多用于宗教寺观，或作为某些重大事件的象征性纪念物。1997年我国向联合国赠送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纪宝鼎，以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大发展，街头广场上竖立的大鼎小鼎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时的鼎所起的多半是装饰功能。因此，可以说鼎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造型变化最大、所兼功能最多的一种容器。青铜器中发展比较晚的缸，是近现代仍在使用的少数几种实用器之一，如清代为防火在故宫庭院中置放了贮水用的巨型大缸，重达2000多公斤，外表鎏金，尽显皇家气派。 春秋·编钟 与匜造型相似的还有一种叫“虎子”的铜器，流行于汉代。它呈伏虎形，上有提梁，虎嘴圆张，虎内中空。关于这种器物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已争论了几十年，至今尚无定论。在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中，有一幅厕间浣洗图，一仆人执帚扫地，旁边就放有一件虎子。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亵器，可也有的专家认为是水器，或者是茶具。 青铜乐器也是青铜器中一个大的类项。较常见的有秦汉以前的青铜乐器，如铃、鼓、磬、铙、钲、傅、编钟、勾、于等礼仪用乐器，而且编钟还分傅钟、钮钟和甬钟之别。属于军旅用的乐器有铃、鼓、铙、钲、铎等。钟常用于寺庙。锣、钹、唢呐、喇叭、号等功能更是多样化，广泛地用于梨园戏剧、迎亲送葬、军战攻防、娱乐游戏、礼宾游行等各种场合。勾和于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南方地区使用较为普遍。作为敲击乐器的鼓有中原和南方之别。中原产的青铜鼓仅见于商代，多横放在支架上，可两面敲击；西南地区的没有可以放置的支架，只立置于地上，所以只能一面敲击。
青铜器中的装饰品，在青铜器发展至鼎盛的商周时代少有发现，在以前的著录和研究中也很少提及。但古往今来，不少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装饰品不断出现在大型文物展览会、古玩市场或是拍卖会现场上，其数量及质量是不可小视的。这些饰品中既有普通百姓的日用品，也有王公贵族的随葬珍品。身份高贵的人佩带贵重的饰品，像铜丝网冠、铜缕玉衣，而普通人则佩带簪、钗、环、戒、钏、镯、坠链等等。除了人体佩带的服饰、头饰等装饰品外，也有与人们起居生活、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的室内外装饰用品。青铜雕塑是这类装饰品的主角，造型有人像、动植物像和几何形等。人像以可移动的鎏金佛造像为主。另外还有形态各异的青铜面具，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的青铜面具，引发人们对那个时代及当时人们审美观的猜测，其中的植物铜雕枝形灯、摇钱树更是精美绝伦。动物雕像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后来历代皆有制作，如西安南郊的唐代铜鎏金羊和鎏金铁心铜龙，甘肃天水出土的明代铜牦牛，清代的各种鹿、龙、凤、鹤、龟、狮等供欣赏把玩的艺术品。到了近现代，随着人文历史气息的浓郁，铜雕人像较为多见，几何形的铜造像更是扮演着带领时尚的角色。 汉代·汉鐎斗壶 目前，考古学家们又把杂项类的青铜器归纳为生活用具、车马器、货币、度量衡、符印等几个亚项。其中，生活用具因器物用途的多样化而比其他杂项还要繁复，可以再被分解为镜、带钩、灯、炉、洗、耳杯、樽等项。这里有着明显的分类不均的现象，其实一些类项是可以归并的。最明显的就是作为称量用具的度量衡，完全可以归入到工具类当中，而不必因其出现较晚、数量较少而成为独立的一项。洗、耳杯、樽等也是如此，它们或为水器、或为酒器、或为炊器，自应并项。其他的诸如车马器、货币、符印等，因用途专一、数量大、沿用时间长、已成专门之学等原因，应独立出来另立新的大类。这样，杂器所剩的种类就不是太多了，基本上只是一些数量不多的日常小器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