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 青铜器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青铜器以其雄浑古朴的造型、绚丽精美的纹饰，弥漫着远古的气息，给人以深沉凝重的历史感。而青铜文化主要是指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铜时代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这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铜时代的遗物，主要是指青铜器，此外还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个方面是当时人们活动留下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质文化以外，也包括当时人们创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和艺术等。中国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第二节中国青铜文化的特点 世界各国及各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不仅不尽相同，而且各地的冶炼铸造技术水平发展并不平衡，有的很先进，有的很落后。曾是世界文明最早发祥地的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最早使用青铜器，距今约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次是欧洲地区，公元前10世纪前后，欧洲人已用失蜡法铸造铜器。再次是与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年代相仿的、约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代印度。在印度河流域，青铜铸造技术显示出了高超的技艺，匠人们熟练运用热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术制造青铜器具。非洲地区稍晚，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埃及在公元前1567—前1085年之间已发明了较为先进的冶炼设备——脚踏风箱。美洲的青铜史大约是公元以后的事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所以中国的青铜器制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早的，而且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相比，中国的青铜文化还有其他两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 在我国出土的青铜中有大宗的礼器，这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国青铜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奴隶制社会中，青铜礼器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宴飨宾客，同时它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陪葬品等。可见，青铜礼器在我国早已被权力化、制度化、神秘化了，它早已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 在中国历史上，“以礼治国”是古代政治独特的领导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在中国，把奴隶主贵族制度以物质化形式来体现的青铜礼器，鲜明地以器的多寡与不同的组合形式来区分不同的地位、身份和价值，如天子九鼎之类。“九鼎”就是指青铜礼器在使用与陪葬时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商代盛行以一觚和一爵配对组合。奴隶主贵族墓葬中发掘出的“觚与爵”组合的，套数越多就代表身份越高。西周盛行鼎和簋的组合，尤其盛行“列鼎”制度。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由高到低，由多到少，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种青铜器组合形式体现了一定的等级功能，了解这一点对于分析青铜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义。 第二，大量青铜器上铸刻铭文。 这就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世界各地的古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没有铸刻铭文。只有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发达的地区曾发现有少量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这与中国有大批铸刻铭文的青铜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众所周知，商周时代距今已很遥远，由于历史的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等几部。就是这仅有的一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也早已不再是原有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书籍资料对上古历史有一个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事情。而青铜器铭文，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们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真实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著录先秦有铭青铜器近12000件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目前收录古今中外金文资料较为详备的著作。据1985年版《金文编》统计：先秦的金文单字3772个，已识字2420个，未识字1352个。 第三节中国青铜文化的分期 一般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转变期。萌芽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为1600余年；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而演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萌芽期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史前时期，这个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期。传说自黄帝以来，相继有颛顼、帝喾、尧、舜等人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后人盛赞的五个圣主，即五帝。据现在的研究，五帝时代就是中国古史上的英雄时代，诸如黄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实并非实指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一些族或族团的名称，有关文献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是那个时代的族团及其互动关系。其中黄帝、炎帝属于华夏族团，蚩尤则是东夷族团的代表。 据古文献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几十处遗址里，考古人员都发现并挖掘出了青铜器制品。 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萌芽期的铜器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红铜与青铜并存。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了刀、锥、钻、环和铜镜，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在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煅烧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都比较先进。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了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了两件带孔红铜牌饰；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了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了黄铜残片等。 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占多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类别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用品，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不可否认，当时的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仿金属柳钉。如果可以认定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及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那么当时的青铜器已经正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第三，青铜器还没有等级之分。这时期的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可见当时普通居民也用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几何纹饰，绝无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也就是中国青铜时代，延续时间约1600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在所有青铜器中，礼乐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纹饰种类也较多。这些青铜礼乐器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而是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带有一定的神圣性。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 1 夏代的青铜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夏族首领大禹，因领导各族人民疏导治理洪水获得成功，被推戴为天下的共主。禹废止“禅让”制度，死后传位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中国古代社会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器以藏礼”就是把形制有别、大小各异的青铜器皿通过不同的组合与搭配，用来规范不同人物在社会中的地位，显现贵族的权威和等级规则。这时，作为财富象征的青铜器，既是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被广泛地用于祭祀、征伐、宴享、婚冠、丧葬等活动，又成为夏代礼制形成的标志。夏代礼制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制文化。 商·青铜螭龙圆鼎 2 商代的青铜文化 在公元前16世纪，夏代的最后一个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首领汤乘机起兵灭了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商代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城市规模逐渐扩大，中国的青铜文化于商代晚期攀越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奴隶主贵族的葬墓中随葬了大批青铜器，主要的器物种类有了一定发展，其中礼器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造型浑厚、纹饰繁缛，酒器更是让世人刮目相看。 虽然农业和手工业依然用石制工具，但是青铜制工具得到广泛的应用，促使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商代的青铜生产工具主要包括斧、锛、凿、锯、刀、锥和钻等。斧：一般为长方形，下端为双面刃，上端为长方形銎，用以装直木柄，然后再在直木柄上安装横木柄，木柄与刃向一致。它为砍伐工具，使用方法和现在的斧子相似。锛：古代又称为斤，体呈窄长方形，下端多作单面刃，上端为銎，用以装曲折形木柄，特点是木柄与刃向垂直。它用于砍削木料，起到类似于现在的刨子的作用。渔猎在商代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古发现用青铜制作的渔猎工具主要有鱼钩及镞。 商代的青铜器能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与高度发展的青铜冶铸业是分不开的。在安阳苗圃北地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铸铜作坊遗址，面积广阔，达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的熔铜炉直径已达0 83米。此外，还出土了1 9万余块的陶范及陶，主要是做青铜礼器的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长达1 14米，比著名的司母戊鼎还要大。 商代的青铜文化还远不止上述的情况。在距离遥远的巴蜀地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向人们诉说了一个古老而神秘的青铜文明。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10公里。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文物总数达数千件，其中各种人物、动物、植物青铜像是中国所见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青铜雕像群。物之精、之奇、之妙、之美难以用语言来表现，现仅介绍其中之一二。 三星堆出土巨型青铜面具共3件，其中2件略小。比较大的一件堪称经典，其宽1 38米，高0 65米，重约80千克。人物面具略带微笑，显得很神秘。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睛部横着向外突出，高耸的鼻梁，阔宽的嘴唇，轮廓分明的唇形，微微上扬的嘴角，离奇的大耳朵，在正中额部、两侧部均有长方形穿孔。在这样一个睛部突出的巨型面具，研究者会很自然地将其与蜀王蚕丛的形象联系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为石棺椁为纵目人家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面具的制作是以夸张的手法塑造了蜀王蚕丛的形象，说明这个古蜀国的开国之王死后有着神一样的待遇，被人们敬畏和尊重。
三星堆出土铜立人像1件，通高2 62米，约重180千克，真人高低相仿。该铜像与上述的人物面具相似，同样是浓眉大眼、高鼻阔嘴，但未刻眼珠，只用黑彩绘出瞳孔。他头戴高冠，双手举于胸前，呈持物状，身穿华丽的左衽长衣，赤足。对此人像的身份认定，学术界尚不一致，或认为是蜀王、或以为是巫师、或以为兼而有之。三星堆还出土了比例近似的数十件铜人头像，或戴冠、或露发辫、或平顶、或秃顶，还有的脸部戴金面罩，部分可见彩绘，尚残留深蓝色的眉和眼眶、宽而长的朱唇。个个是浓眉大眼、大耳，神情肃穆。头像颈下中空，原当插于木质或其他质料的柱、柄之上，由此说明这些原本都是陈设于庙堂之上的神像。 三星堆还出土铜神树2株。一株残高3 9米，枝分3层，每层3枝。树下有圆形底座，树干挺直，上爬一个头向下而尾朝上的龙，枝上各立一鸟，树上还挂有被研究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扶桑或若木的象征：铜铃、铜花、铜贝、金叶等物。比如：《山海经·海外东经》就记载了扶桑的形状：“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柱三百里，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坠形训》说若木是“赤树，青叶赤华”，“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扶桑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神话画像里也出现过。帛画右上角树枝柔蔓的扶桑，间有或隐或现的小太阳，顶上则有一个内栖金乌的大太阳，树间缠绕巨龙一条。三星堆的扶桑竟会与相隔千里、时差1000多年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中的如此相似，真是让人费解。那么这些扶桑或若木有何用呢？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它就是古代巫师通天的工具或阶梯，即沟通天地的媒介。 三星堆窖藏坑的这些造像展示了一个神的世界，说明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经比较发达，其艺术造诣及人们的观赏能力已上升到了很高的水平。 3 周代的青铜文化 周灭商及东征胜利后，大规模将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此后，分封制度逐步规范和完善，成为巩固周王朝政权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也深深影响了青铜器的制作。 关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史实，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出土于江苏丹徒的西周早期宜侯矢簋上的铭文就记录了宜侯受封的情况：“佳（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人土（社），南乡（向）。王令虞侯矢曰：迁侯于宜。……锡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锡奠（甸）七伯；厥卢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这条铭文不仅介绍当时该侯分封的经过，还验证了诸侯可以改封的事实。除前已提及的宜侯矢簋、康侯簋外，还有燕侯旨鼎、燕侯盂、鲁侯熙扁、邢侯簋、苗公鼎等等。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周代众多诸侯国的遗存，如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国贵族墓地、河南三门峡的上村岭貌国贵族墓地、山东曲阜鲁国都城及其贵族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都城及贵族墓地、陕西宝鸡弧国贵族墓地、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马—曲村晋国都邑及贵族墓地、河南平顶山注阳岭的应国贵族墓地等遗存，尤以上村藐国公族墓地、天马—曲村的晋国墓地所描述的情况最为清楚。
伯晨鼎的铭文则清楚地纪录了新诸侯的即位也要与官吏一样得到周王的重新册命和赏赐。铭文说某年八月丙午，周王册命伯晨继承其祖、父的侯位，并赏赐有相应的物品。《诗·大雅·韩奕》篇也记载了继任的韩侯被重新册命的情况，周王让他“缕戎祖考，无废联命，夙夜匪懈”，并赏赐有介圭，以及“淑旅绥章，覃茹错衡，玄衰赤岛，……修革金厄”。 4 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西周末代君王幽王是个暴君。公元前771年，申侯、吕侯、曾侯联合少数民族犬戎灭了西周，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现主要讲一讲春秋时期的青铜文化。 春秋晚期的铁器开始逐步得到广泛应用，不仅为发展迅速的农业提供了锐利的农具，还为各种手工业，包括此时已经发展成熟的青铜冶铸业提供了坚韧的工具，促使各种手工业迅速发展，青铜冶铸业也借此东风有了新的飞跃。 青铜器的纹饰发展到春秋时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代经常见到的兽面纹等纹饰此时已很少见到，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窃曲纹等也被蟠螭纹和蟠虺纹取而代之。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出现了以人们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青铜器纹饰，有宴乐舞蹈、水陆攻战、狩猎、采桑等纹饰。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已经不再给人以神秘悠远的遐想，其简约、明快，或纪事、或抽象，成为一类纯粹的图案性的装饰。比如：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两种纹饰是分别由两条或多条螭或虺相互缠绕而组成一个纹样单位，然后作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来为器皿做整体的布局造型，增添美感。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我国金属货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山西省保德林遮峪商代后期的墓葬中，曾发现铜贝109枚。中原地区使用铜币是在春秋后期。侯马晋国铸铜遗址不仅发现了铜币空首布的成品，而且发现了大批空首布内范。河南汲县彪镇第一号大墓中曾发现这种空首布674枚。侯马上马村第十三号墓发现铜贝1600枚，包金铜贝32枚。辉县琉璃阁甲墓和第六十号墓也各发现包金铜贝1000多枚。在古文献中，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大钱”的记载，也证明了这点。以上情况都说明铜币已经代替了贝的使用，并于春秋晚期在经济生活中较为广泛地流通了。 5 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社会局面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小诸侯国家被吞并，比较强大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家，被后人称为“战国七雄”。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能够拥有与战争紧密联系的大量兵器成为各国占据军事优势的有力保证。此时的青铜器依然保持着春秋时期的稳健步伐并不断向前发展。同时，冶铁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战国中、晚期的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已经较为广泛地应用铁质工具，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转变期 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转变期。战国末期各国的革新派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礼仪制度已经彻底瓦解，铁制品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虽然形势不利于青铜器的发展，但人们仍未减退对青铜器的热爱之情，青铜冶铸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青铜冶铸业继续发展的原因有三：第一，虽然此时的铁制品有了长足的进步，铁质兵器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武器仍然是以青铜质武器为主，并且由于此时战争的频繁与激烈，不仅青铜武器的数量激增，而且出现了杀伤力很强的木弩，其主要构件的材质为青铜；第二，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青铜货币与度量衡器迅速发展起来并广泛流通与使用；第三，铜镜、带钩、铜灯、玺印与符节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发展，并且出现了镶玉嵌琉璃及漆绘等工艺高超、十分精美的产品。具体到青铜器，也有许多精美的作品，但大多数礼器已经是素面且没有纹饰。此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简短，其内容多为制作年月、地点、督造官、工官及制造者的姓名，或是标明器物的重量与容积等，目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吕氏春秋·孟冬纪》）。 第四节历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1〗 一、宋代以前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起源很早。早在汉代，人们就把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理所当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西汉初期，随着大量古文经书的重新出现，这种在当时已不通行的“文章”逐渐被一些学者拿来研究。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汉书·郊祀志》还记载了汉宣帝时，美阳县(今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附近)出土了一件铜鼎，献给皇上以后，王公大臣一直为其如何安置而苦恼，大臣们有的认为应该把它好好地供养于宗庙。但当时研究青铜铭文的专家、时任京兆尹的张敞释出了鼎上的铭文，其中几句是“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王周戈’臣尸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张敞认为该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并且断定此鼎记录了周王褒赐大臣的内容，大臣的子孙便刻铭颂扬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于宗庙，而应该藏于家庙之中。可惜此鼎后来失传，现已无法核校。但张敞释读了铭文，而且据铭文内容研究铜器的过程却载入了史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专家。 《后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见班固也是比较重视古铜器的。《后汉书·窦宪传》还记载了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漠北“遗宪古鼎”，该鼎上的铭文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很重视前代的青铜器铭文，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收有四五百个古字，并且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东汉时期的又一位学者郑玄著有《三礼图》，现在已经失传，这本书也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北宋初年，聂崇义根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是否与东汉郑玄的《三礼图》有很大的出入已经不得而知。
因为南朝梁武帝时倡导学术，一些学者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当时的古文字和古青铜器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书·刘杳传》记载了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现无此种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的器物。刘杳却认为：“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刘杳根据出土的先秦古青铜器驳郑玄之说。梁虞荔的《鼎录》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辑录了有关铜器的一些文献记载及传说材料。 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呈现出鼎盛的局面，不仅经济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史学、经学等文化艺术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满意的成就。其中，与经学组成部分——古文字有不可分割联系的古铜器及其铭文，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玄宗时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韦述在其《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云：“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诗中所述纹饰与东周铜器的螭纹大致吻合。《新唐书·杨收传》载：“涔阳耕者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即试，布刻在案两栾，果然。”杨收先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古钟上的铭文再验证其推测“果然”。 总结来看，自汉唐以来，不断有人对先秦青铜器进行一些初步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为铭文的载录，如《后汉书》所载仲山甫鼎铭；二为铭文的考释，如张敞对尸臣鼎铭文较高水平的考释；三为古铜时代的考证，李少君曾以铜器所载的铭文考定到了“齐恒公十年”之器，张敞则从器物出土地和历史背景两个方面考定了尸臣鼎为用器；四为对古器纹饰的描述。除了以上四点，可能个别学者，比如说郑玄，已利用古青铜器来研究礼制。但我们还是要对这段最为接近夏、商、周的历史年代抱有一种遗憾：在这段时期，文献中涉及古青铜器研究的记载是零星的，只是个别学者偶做研究，没有人系统地搜集和整理古青铜器，也没有系统、专门的研究方法。即使是在汉唐，古青铜器的研究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问。清代学者阮元将汉代以前古人对古铜镜的认识态度总结为：“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俄臣节能辨之者，世惊为奇”。这种三代时认为是“重器”、汉唐（尤其是汉）认为是“神瑞”的看法，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古铜器的研究，使研究难以科学化。 二、宋代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宋代的统治者提倡理学、尊孔读经，全国上下实行礼制，大大促进了对与古代礼制有关的金石实物的研究。当时上层社会对精神文化有着较大的需求，朝廷士大夫都热衷于对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宋代的造纸、印刷、墨拓等科技的创新，也使得金石学兴起并风行起来。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明上下，别等列”的礼制工具、象征统治权力的青铜器与古文字的研究也蔚然成风，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产生了“金石学”。有一部分学者对古青铜器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研究青铜器的方法，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宋代为后世的金石学以及近代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宋真宗时的文献记载了宋人研究青铜器的情况。记载最为常见的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如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乾州上献古铜器，其形状大约呈方形，并配四足，上刻铭文21个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鬲 ，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真宗下命儒臣考证，认为是为史信父 。宋人陈思《书小史》卷九“颜昭甫”条记载其人“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举朝莫能读”我们可以推断古鼎应为先秦时的铜器。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类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工庆筑坦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此鼎的内容似与周代铜器一致。 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僧湛著的《周秦古器铭碑》是宋代有关青铜器最早的著作。文献还记载了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宋仁宗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而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这成为的彝器墨拓最早的例证。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敞开了私人著录及收藏青铜器的风气。刘敞在他所著书中提出从三个方面研究古铜器，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谥牒次其世谥”，并著有《先秦古器图》，共收青铜器十一件，还注明器物得于何处。从后代人所著的《公是集》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引用其书中的几件器物来看，此书应该是图文并茂，其中的铭文还有简略的铭文内容考释。约在神宗年间，李公麟编纂了《考古图》，此书有器物图、铭言语和一定的考释。此书“天下传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另外，宋代有关古青铜器但已佚的书还有李公麟的《周鉴图》、董伯思的《博古图说》、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谱》、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佚名的《绍兴稽古录》等。 现仍存的宋代有关古青铜器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图铭类。此类书不仅有器物图且著录铭文，如吕大临的《考古图》、赵九成的《续考古图》和宋徽宗敕编、王黼主编的《宣和博古图》。《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此书所著录的是当时宫廷及私人收藏的古青铜器，还有一定量的玉器，目列共224器。作者吕大临按形制和器用把“三代器”和秦汉器分开，并进行了一些分类。他根据每器摹绘器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不仅对部分器物的铭文和时代作了一定的考证，而且对收藏处和出产地也加以说明。虽然此书有很多错误，但因为其书在著述的体例上相对完备、成熟，后世的许多青铜器著录书都沿袭了该书的编纂体例。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皇室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铜器，是宋代铜器著录书中的集大成者。该书把839件铜器按照时代排列为20类57种，通过摹绘图像，勾勒铭文，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用考证、花纹的说明等方式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用途及渊源。此书最大的贡献是对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其精细之处在于所绘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虽然此书也有不少错误，但此书在著录铜器方法上比《考古图》大有提高。 第二，字典类。我国有关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书是吕大临撰写的《考古图释文》。此书从名字上来看是释文与图编类的书，其实质内容为字典。该书采用《考古图》所收青铜器铭文，据《广韵》四声隶字，每字有隶定和反切，后列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共收录了821字。 第三，铭文集录类。此类书有别于图铭类的是它摹录原铭，写出释文，并加以考证说明，但不附器物图，如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宋代所见彝器铭言语大多见于《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它收录的器物主要取自《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又旁及它书广为取资而成，古器共收511件。此书在编排上有如下特点：第一次把时间分为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又含有器类分排，并附有字形字义的一些考证。《啸堂集古录》著录商、周、秦、汉、唐的青铜彝器及印、镜共345器的铭文，并注明出自何器和附加释文。《钟鼎款识》大致与《啸堂集古录》相同，也著录商、周、汉代青铜器的铭文，共59件。 第四，专论和跋语类。此类书与铭文集录类的区别是：基本不摹铭文，只作器铭及器形考释，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和黄伯思的《东观余论》。从这些著作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的士大夫和文人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铭文的考释方面，他们有许多新的见解。他们考证辨识了数百个文字，并发现了一些金文构形规律。欧阳修首创的考订和著录金石文字的形式——跋尾，没有按时代先后编排的次序，而是随题随录。他的《集古录跋尾》收录了周、秦、汉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四百多篇，其中铜器铭文有二十多篇，是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每铭皆录释文，考证其要旨。欧阳修说他著书目的是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金石录》前十卷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了铜器和石刻目录，后二十卷是对部分青铜器铭文以及碑刻所做的题跋共502条。此书学术价值较高，赵氏治学严谨、精于鉴别，他仿《集古录跋尾》，且又有其独到之处，即注意到排序的时代先后。赵明诚说：“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绍兴内府古器评》未通过分类和必要的排序考评了南宋内府所藏古铜器195件器物。《东观余论》上卷“法帖刊误”中有些考订颇有见地；下卷“铜戈辨”研究了铜戈的形制，包括戈的援、内、胡各部位名称，并且驳斥了郑玄的说法，认为古戈戟是横刃击兵，不可直刺。
除以上所列四类书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关于青铜器研究的书。如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不单单谈到了古代蜡模法铸铜器的过程，而且包括二十余条鉴别古钟鼎彝器赝真的方法，是一本记录鉴定古物的经验之书。张世南的《游宦纪闻》一书中有古铜器的辨别，款识、制作的介绍，对铜器的分类、定名有一些正确的意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谈到了古铜器。 总之，引用一下著名金石学者阮元的两句话：“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正是由于人们摆脱了迷信先秦古铜器的态度，把金石刻铭作为历史资料来做趋于科学化的研究，所以才在青铜器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著录及考订器物的类、名。他们开创了一整套以《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为代表的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较为科学的著录体例。宋人在古青铜器的分类上根据器物的用途，将所谓“相类相须”之器放在一起。在定名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 ，曰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春说。知宋代考古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北宋到南宋初年金石书籍很多，达到了34种之多，但流传到现在的已是所见甚少。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著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宋代人在对古青铜器的年代考订、文字的考释、铭文内容的论证以及一些器物的定名上也存在着错误和缺陷。两宋时期只是青铜器铭文研究的初期阶段，也就是识字阶段，但我们仍要感叹宋代人为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所做出的成绩——古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是在宋代奠定的。 三、宋代以后关于青铜器的著述 清乾隆钦定将皇家收藏的青铜器编辑整理，于是出现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部青铜器的著述。清代中期到辛亥革命，铜器铭文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即文字学研究阶段。晚清时期的乾嘉经学考据风行全国，使关于青铜器的研究得到更大发展，学者们编辑纂写了《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愙寥斋集古录》、《捃古录金文》、《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奇觚室吉金文述》、《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三代吉金文存》等青铜器书籍。在研究金文的方法上，此时注意和《说文解字》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参考铜器铭文和玺印文、兵器文、钱币文，通过相互推勘、综合比较来发现古文字的演变规律。而且这个时期铜器铭文研究不仅进行单个文字的考释，还很注重研究全文的组成结构和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在辨释古文字方面有颇多创见的是《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两书，罗振玉编辑出版《三代吉金文存》也是集商周金文之大成者。
辛亥革命以后，许多学者研究铜器铭文的目的、观点和方法更加科学，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分析研究铜器铭文资料，解决历史问题。自此之后，铜器铭文的研究进入了综合研究阶段。这时，我国古器物及古文字学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有了很大进步，铭文用拓本，图像用照片，资料详实完备。如《周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录》、《梦草堂吉金图》、《双剑侈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一些青铜器书籍。 那时也出现了不少研究有关青铜器方面的著名学者。如王国维，他重视对古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并且提出了著名史学理论——“两重证法”，对金文断代和一批青铜铭、物的考证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主要著作多收入在《观堂集林》。王国维弟子容庚也系统地总结了古青铜器物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铜器通论》等书。在近代学者中，善于借助古文献考释古文字和用古文字整理和考证古籍的于省吾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其所著《尚书新证》、《诗经新证》、《诸子新证》等在学术界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古文字学导论》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著作，其作者唐兰运用金文研究西周史的著作《西周青铜铭文断代史征》，也是众多研究著述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在许多金文研究的著作中，从生产方式、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方面对商周社会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铜器铭文。他的态度和方法对后来金文的研究有很大影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就是他所著，书中开创性地主张“西周断代、东周分国”的研究体例，使分散的铭文资料通过这个系统联系起来，从而整理成互相关联的史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巨著。他还撰写了其他金文专著和论文，如《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它们都体现了把金文的语言研究与先秦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特色。此外，我国许多贵重青铜器由于早期的保护或战乱而流落到海外，现代的青铜器研究学者也关注到这方面，如陈梦家先生，他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集了流散在美国的珍贵铜器资料。他注意对器物分型分式、成坑成组的研究，把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中去，为所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实是对《两周金文辞大系考程》一书的补充。 近年来，随着青铜器资料或实物的大量出土和现代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日渐完善，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绝大部分缺漏几乎都被填补了。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已成为“当世显学”。今天的学者们一方面从这些现有的资料中全面展开金文的研究，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在前代学者的著述中追踪探源，进行深入的开拓进展。除了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得到解决外，一系列有关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也得到了有效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