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青铜器的发展〖1〗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铜器概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统一前的300多年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业，南方比北方兴盛，但从总体上来看比两汉时代衰退，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很少见到这一时期的冶铸遗址。 至于这一时期传世或出土的青铜制品，从器物的种类到风格特征上看，主要是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一般比汉代青铜器要粗糙许多。由于民族的融合，在青铜器的铸造上表现出各民族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形成的共同文化特点。当然，有些青铜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的特色。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铜镜的器形大致相同，铜镜的正面明显外凸，呈弧形，背面内凹。胎的质地较汉镜轻薄，镜体也减小许多。南朝还出现了一种直径为5厘米左右小型镜，镜钮的最大特点是矮扁，顶部尽平，铜镜纹饰主要沿用汉镜的风格。 三、三国及晋代时期钱币 三国时期，刘备占据四川，铸造了“直百五铢”及其他钱币。孙吴铸造了“大泉当千”、“大泉五百”等钱币。至曹魏初年，废止了五铢钱，而到明帝初年时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汉兴钱是十六国时期，李寿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称帝后（年号汉兴），在汉兴年间（公元338—343年）所铸的一种钱币，这是我国最早的年号钱。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大夏国，公元419年铸造“大夏真兴”钱，开创了国号、年号合为一体并用文字的形式铸在钱币上的先例。 南朝宋、齐、梁、陈都铸造钱币。北魏建国以后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此后各朝代都铸有钱币。北齐初期，仍然使用北魏的“永安五铢”，到天保四年（公元553年）才改铸“常平五铢”。北周初期，也沿用北魏的旧钱，武帝时铸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钱，宣帝时铸造发行了“永通万国”钱。
第二节 隋唐五代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一、隋唐五代时期青铜器概述 隋代的各种手工业部门主要是在官府控制下制作产品。国家设立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铠甲、弓弩、掌治等署”。唐朝中央政府也设有机构来管理各种手工业部门，其中矿冶业与隋朝一样仍由少府监下的掌治署管理，见“掌治署掌熔铸铜铁骑物之事”的记载。从文献记载来看，唐朝采矿冶铸业非常发达，冶铜的地方已经达到96处。 唐代智巧之士很多，著名的如李淳风、僧一行等人。玄宗时曾以铜铁铸造天文仪器，当时就采用了僧一行的建议，用铜铁铸造黄道游仪，用来考验量度。铸成后唐玄宗亲自题铭，置于灵台之上。后来，皇帝又诏僧一行等人铸造浑天仪，“铸铜为圆天之象”。 从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实物资料来看，铜镜铸造业在此时得到高度发展，而且隋唐统治者对铸造铜镜非常重视，如唐中宗时曾经“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文献还记载着扬州要对中央政府进献：“土贡：金、银、铜器、青铜镜。”在今扬州市西扫垢山，考古工作者就发掘出一处多种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即包括冶铸作坊。 唐代灭亡至宋代统一的53年间，除了北方前后有五个王朝统治，在南方各地前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加上割据于今山西的北汉，共计十个政权，史称十国。十国中不曾铸造钱币的有吴、吴越、荆南及北汉等国。 二、隋唐五代时期的铜镜 隋朝铜镜的镜面较大，壁较厚，最大的直径可达33厘米，造型均为圆形，半圆形钮，比较丰满，都有钮座，大多为连珠纹和柿蒂纹。铜镜的边缘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缘内侧多饰有一周锯齿纹。隋朝铜镜的纹饰繁缛工整，图案多四方配置，讲求对称，并设置有界格，大致上可把其分为三类，即四兽纹、十二生肖纹及四神十二生肖纹。 唐代铜镜的外观厚实，表面大多呈银白色、黑褐色（俗称“黑漆古”）和深绿色（俗称“绿漆古”）。造型除了传统的方、圆形以外，还创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亚字形、八棱形等。镜钮以十圆形钮为主，并有兽形钮、方形钮、树枝形钮。铜镜的边缘处多呈斜面内倾，并饰有花纹。唐代初期，镜缘的装饰有忍冬、卷草纹；唐代中晚期，大多饰以水波纹、重瓣花纹、花枝纹和流云纹等。唐镜的背面装饰图案，偏重于自由写实或故事，表现手法也由繁乱纷杂转变为清新优雅。
唐代初期，铜镜以瑞兽为主题纹饰，造型丰腴、活泼，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海兽葡萄纹镜。它以高浮雕葡萄为主题，其间饰有海兽、雀鸟、蜂蝶和花草，纹饰华丽而繁缛。除此之外还有宝相花纹，那是一种将某些自然形态的花朵(主要是荷花)进行一系列艺术加工处理，从而变成一种装饰化的花朵纹样。唐代中期，铜镜的纹饰，格调新颖、题材广泛，主要流行鸟纹、蟠龙纹以及人物故事图案。唐代后期，铜镜的纹饰逐渐趋于简单、粗拙，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富丽堂皇的风格。这一时期特别盛行含有宗教色彩的纹饰：有道教意味的纹样以八卦为主纹，配上附录、星象及天干地支；具有佛教色彩的，佛意为吉祥万德之所收集的万字标志也被用作纹饰。唐代铜镜上的铭文十分规整，字体大多为正楷，字形扩大，文字清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骈体铭文。铭文根据其意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歌颂赞美铭文，均为韵语，大多为四言、五言及少数长短句，其长的可达数百字；另一种是宗教铭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图文。 五代十国的铜镜造型主要有圆形、葵花形，也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纹饰上除了四灵八卦纹外，还有花鸟纹和花朵纹的图案。一般的铜镜为素面，有的镜上铸有吉祥语或作坊铸工名。 三、隋唐时期钱币 隋朝建国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行五铢钱。隋五铢是中国古代五铢钱的最后一种形式。唐代建立初期，用隋五铢钱。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了开元钱“开元通宝”，高宗时改铸“乾封泉宝”，肃宗时又铸“乾元重宝”，后两种钱均与“开元通宝”并行使用。 四、隋唐时期金铜佛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齐、北周的遗韵。佛像广额丰颐，躯体敦实，姿势显得凝重呆板。菩萨像多是头戴花冠和发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倾，身体比例略显失调。 唐代金铜佛在形体上以丰腴为美，佛造像的衣纹起伏流走自然，特别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于座前的衣绉布排有序、繁而不乱，富于时代感。 第三节 宋辽金元时期青铜器的发展〖1〗 一、宋元时期青铜器概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的青铜器铸造业，无论是在冶炼技术，还是在产量上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从文献资料来看，有的地区规模相当大，参与的人数常以万计。 两宋时代的青铜制品，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大晟编钟和宣和三年尊。大晟编钟为徽宗时铸造，造型以春秋时代的宋公成钟为模式。金灭南宋后，掠走了部分“大晟乐器”，因为“晟”字犯太宗讳，故将“大晟”二字刮去，而改刻“大和”。“大和”取义天地同和。今留存的大晟钟，如大晟林钟，扁圆体、平口、双兽钮、螺旋状权，隧部、舞部、篆部均饰浪花纹。“大晟”编钟对了解宋、金乐制，提高仿古青铜乐钟的铸造水平都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宣和三年尊，圆形、侈口，器身分区段，并均匀地分布四条扉棱，腹部、足部饰兽面纹，以扉棱作鼻，颈部饰蕉叶纹和蚕纹，器的内底部铸有大篆字体的铭文5行，共计26字，是置放在方泽坛祭祀神祇用的。 从宋代到清代，在铸造货币及日常生活用器上，常常是用黄铜来代替青铜。黄铜是纯铜与锌的合金，其颜色与金类似。黄铜的取得最初是由于还没有发明冶炼锌的技术，而将纯铜与炉甘石放在一起冶炼成的。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生产黄铜外，更令人瞩目的是白铜的生产。白铜通常是纯铜与镍的合金，但也有铜和砷合金的。 辽代青铜制品的种类与数量都比较少，主要是釜、钵、勺、盆、执壶、权、铃、铜丝制的手与足套、青铜面具以及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品。 辽陈国的公主、驸马合葬墓出土了两件各具特征的铜盆：一件侈口、平底，颈部刻有几何花纹；另一件虽然也为平底，但是口沿处呈八角弧形，形状独特新颖。 这一时期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器种类很多，有锁、钥匙、带扣等。辽出土的双鱼饰件，造形奇特有情趣，双鱼并列，全身鎏金外，眼、嘴、鳞全是刻鎏出来的。铜铃有圆形和鞍桥形之分。辽代的青铜细工技术比较发达，主要是鎏金铜马具、铜面具、铜丝手足套、铜镜等。 近年在黑龙江、吉林等地区发现了不少金代的遗址、窖藏与墓葬，从出土的青铜制品的种类与造型上来看，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没什么差异，除生活用品中的铜镜、铜斗外，还有铜佛和铜塔。由于大量铸造铜钱，金政府曾经严格控制铜的使用，甚至许多铜器物如铜制的钟和一些铜制的宗教用品等都以铁来代替。金代青铜器制品流传下来的以铜像和铜印较多，铜镜上常常刻出官署和制作地点，说明金政权下铜禁的严格。 元代官府手工业设立了“出蜡局”，主要负责金属制造业。铸造宗庙祭祀的青铜器大多仿照商周时期青铜器，如鼎、簋、爵等，铜镜也大多是仿照的汉唐两代。此时青铜器的制作品位较低，且草率粗糙。 元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有鼎、簋、爵、盘、罐、碗、盆、鼓、铃、权、盒、笔架等，但是所能见到且最多的是铜权，不但出土的地点星罗棋布，而且表现出特殊的时代风格。权多呈六面体，也有呈圆形的，还有的呈阶梯式的圆形底座，顶上有穿孔的方形钮。由于大多数元代铜权上都有年号，所以许多都可明确其绝对年代，如“至元九年”、“大德十一年”、“延祐元年”等。权上还有某路造字样，如“温州路”、“杭州路”、“益都路”、“京兆路”、“柳州路”、“上都路”等。 二、宋代的胆铜生产法 古代中国首创的“胆铜法”，是世界化学史上一项重大的发明，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项独创发明，它开启了现代水法冶金的先河。胆铜法也称“浸铜法”或“湿法炼铜”，是指把铁放在胆矾（硫酸铜的古称，又称石胆）水中浸泡，胆矾水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水中的铜离子被铁置换而成为单质铜沉积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
据夏湘蓉等人撰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所言：胆矾“系由黄铜矿、辉铜矿等硫化铜矿物，受氧化作用分解而成，或从天然胆水中沉淀（结晶）出来……易溶于水”，这种胆矾水在古代被称为“胆水”。有关胆水浸铜法的过程，宋人记载如下：“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由于这种产铜方法不需采凿铜矿石，生产工艺与熔炼矿铜也不同，故现代又称其为湿法冶金或水法冶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胆铜生产法在宋代进一步得到应用与发展，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人对胆铜生产非常重视，胆铜法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成为生产铜的重要途径。胆铜法有许多优点，它可以就地取材，在胆水多的地方设置铜场，设备比较简单，成本也较低。只要把薄铁片和碎铁块放入胆水槽中，浸渍几天，就能得到金属铜的粉末。 宋代将胆铜炼铜工艺大规模应用于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铜荒”。宋代人还撰写了有关铜冶史、矿冶技术方面的重要理论性文献《浸铜要略》和《大冶赋》，其中《浸铜要略》将胆铜法的成功关键归结在“浸”字上，非常生动地反映了湿法炼铜的精神和面貌。 三、宋辽金元时期的铜镜 宋代的铜镜造型继承了唐代多样化的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创出了一些新的式样，如钮制变小，钮弓窄而孔显大，钮顶趋平；无钮座、圆钮座和花瓣钮座居多。镜的边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较宽，里厚向外缓坡；另一种是窄边，比较方正。带柄的铜镜的镜缘与镜柄的凸边连成一气。宋代的铜镜上大致在北宋政和年间开始出现铭文，铭文绝大多数为商标铭记，多置于镜钮一侧的方格内。 辽代铜镜在形制上，主要有圆形、“亚”字形和葵花形，此外还有八角形。在纹饰上，主要有双鱼纹、八卦纹、童子戏花纹、荷花纹、连钱纹和牡丹龟背纹等。辽镜上也常见有许多吉祥语句，不仅有汉字，还有契丹字。 金代铜镜的造型常见的主要有圆形、菱花形和带柄镜等。镜钮以圆钮为多，钮上部较尖，尖顶为平面。镜缘处大多外薄里厚，与宋代铜镜的特征相仿。区别在于其他时代铜镜的特征是：在圆形镜边缘内侧常铸有一个二层台，二层台有宽有窄，较宽的上面大多饰有花纹或铸有铭文。金代铜镜铭文的意义缺乏趣味性，偏重于实用，除有特殊情况，一般则为阴刻、边刻、地名、官名。 元代铜镜一般可以说是“粗者甚粗，精者颇精”。这时式样较少，除了比较流行的圆形和圆形带柄镜外，早期常见的还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镜，与金代铜镜不同，它仍然保留着宋代铜镜的六分法的形制。元代铜镜镜缘多为素宽缘，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镜钮多为半圆形钮，与宋金时期的铜镜钮相比要大。钮座主要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另外，无钮座铜镜在此时仍然占很大的比例。元代铜镜的纹饰有浅浮雕和浮雕两种。元代前期铜镜没有铭文，后期铭文内容也比较简单，纪年铭文多绕组配置。
四、宋辽金元时期的钱币 宋初的“宋元通宝”是仿造的开元钱，此后凡是如此大小的都为小平钱，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钱，但是铸造量最多的仍然是小平钱。宋钱上的书体多变，有真、草、隶、篆、行等字体，是我国货币书法艺术的巅峰。而且，北宋钱币的一大特色就是“对钱”的盛行。除了使用金属货币外，北宋中期还创造发行了一种称之为“交子”的纸币，这是世界的首创。南宋继承了北宋的货币制度，铜、铁钱仍然是主要的流通货币。流通中的铜钱，以折二、折三钱为多。北宋的“对钱”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才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以纪年和纪地钱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现一种叫“会子”的钱币，面额有一贯、200文、300文、500文，钱文的书体逐渐趋于单一化。 辽建国后，大多仍然使用唐、宋以来的旧钱。现今，辽前期的钱币发现极少，是为泉界（通俗地指收藏古代钱币的行业）珍品，主要是汉文钱，契丹文钱较为罕见。 金初期，使用辽、宋的旧钱，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设立交钞库，发行了纸币，称之为“交钞”。金正式铸钱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间，金钱上的文字都使用汉文，可与宋钱相媲美。 元代主要流通纸币，中统元年(1260年)，政府印制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从此纸币的发行权完全归于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才大量铸造铜钱。钱文分别为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到了元末，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农民起义政权。这些政权有国号、纪年，也铸造货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流通。徐寿辉铸有“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张士诚铸有“天佑通宝”，韩林儿铸有“龙凤通宝”，陈友谅铸有“大义通宝”，朱元璋铸有“大中通宝”等。 五、宋辽金元时期的金铜佛 宋代造像以写实著称，基本上是依据世俗的审美情趣和要求来塑造佛像，当时最流行的题材是观音、罗汉等。这一时期的菩萨像如同现实中的贵妇人，头戴花冠或发髻冠，中嵌宝珠，并饰有繁复的蔓草纹；身披网状璎珞珠饰，衣褶宽大流畅，呈现出一派富贵气象。佛像的衣着也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内着“V”领的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样式，这实际上是将宋代僧人的衣着借鉴到佛像上。 辽代的佛像是在沿袭中原文化艺术传统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来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佛像的面庞丰满圆润，发髻呈缓丘状，身着袒胸衲衣，下着长裙；菩萨像大多头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较为特别，束发披肩，装饰比宋代的简洁。坐像的上身挺拔，双膝紧收，立像则双腿显得板直。台座均为束腰式，常见的为上部仰莲宽肥舒展，下承圆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现出一种平衡的美，有别于宋代的佛像及菩萨像。
元代宫廷内专门设立了梵像提举司来专门负责塑造藏式佛像，其他制作铜佛的有关部门还有出蜡局提举司。尼泊尔、西藏的造型技艺传播到内地，影响了元代整个艺坛。元代藏系佛像虽然承袭了尼泊尔风格，但是其面门已趋于藏化，同时融入了汉地的审美因素和表现技法。菩萨像上身均袒，下着裙，璎珞颗粒较大。佛像面庞圆满、肩胸宽厚、肢体突显、衣纹简洁。 第四节明清时期青铜器的发展 明清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包括传统的泥范法，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失蜡铸造法，后者可以铸造出几十吨重的大钟。这一时期的铜器无论是货币还是生活器皿，黄铜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纵观明清青铜器铸造业，青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是货币、铜镜及铜造像等。此外，白铜的生产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明清时期青铜器概况 明代的青铜制品种类较多，有鼎、、锅、盆、盆架、壶、炉、钟、砝码、墨盒、镊、钩、腰牌及宗教造像等。还常常表现出鎏金、镶嵌等金属细工的特点。明代青铜制品中重要明代·鼎的一类是宣德年间宫廷铸造的宣德炉。这种炉在当时很受世人的重视，一直影响到清代以至民国，仿制品很多。存世宣德炉虽然不少，但被确认为真品的实属罕见。 闻名于世的北京大钟寺明成祖永乐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通高675米，重约465吨，在中国和世界都实属罕见。此钟音质极佳，据《长安客话》云：“昼夜撞击，声闻数十里，时远时近，有异它钟。”在钟体上还满铸楷书的佛教经文，约227万余字，字体个个端正严谨。大钟是研究明代铸造业的重要实物资料。 总的来看，明代的青铜器种类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生产罕见的大型作品外，也生产小件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墨盒、镊子、钩、手炉、盆与盆架等。在制作工艺方面有洒金、嵌金、银丝、錾金等多种技法，这时还出现了一批制作金属器的名匠，如胡文明，张鸣歧等。 清代青铜器中铜熏炉之类的实用器较多，样式也丰富多彩，制作精美，器外表常鎏金，还有的镶嵌宝石和水晶。 二、明清时期的铜镜 明代仿古铜镜的铜质比宋、金好，质细，表面多呈灰白色，但没有汉唐铜镜的那种光泽。仿制的唐镜多有铭文，内区大于外区；而仿制宋代铜镜正好相反。明代仿制的唐镜镜钮比宋仿要大；钮顶大多被磨平，因为铸造时铜汁从此孔道流入，冷却后需要打磨才能平整。明代仿汉唐铜镜，有的在装饰上明显具有本时代的特征。如明仿昭明镜的形制，去掉纹饰变为素镜，再于钮至边缘的区间铸上铭文；仿唐重轮镜往往把中间的弦纹移到镜子的边缘，便于内区铸上醒目的铭文；仿唐素圆镜上也多添铸铭文。
清代的仿制铜镜比明代还要精细，而且数量也增多，并首次出现宫廷仿制的铜镜。乾隆年间，宫廷内务府造办处照本仿制了一批汉唐铜镜，主要有仿汉“鸟兽规矩纹镜”、“八乳禽兽纹镜”、仿隋“十二辰镜”、仿唐“瑞兽鸾鸟镜”、“四神规矩纹镜”、“双鸾纹镜”、“盘龙纹镜”。清宫仿制的铜镜，铜的质地为铅灰色，镜的正面仍然可以光亮鉴人。民间仿制的铜镜，铜的质地为白中闪黄。清仿铜镜，特别是宫廷仿制的铜镜，大多照本模仿古镜，大体上与原器的整体造型一致，但是棱角处分明，厚重压手。清仿铜镜只重形似，在装饰上，常常添枝加叶或随意变化。如仿汉铜镜，不仅镜体加厚了许多，而且镜钮铸成很小的鼻钮，图案纹饰变形、走样，实际上已经渐入于不伦不类。 三、明清时期的钱币 明朝初期沿袭元代纸币制度，从洪武年间就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成为定制。明朝后期纸币贬值，铜钱铸造开始增多。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铸“永昌通宝”钱，分为小平、折五两种，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时，铸“大顺通宝”等钱。明朝灭亡以后，明代藩王纷纷自立抗清，设官署，建年号，又各自铸有许多钱币，以永历钱铸量最大，传世的较多。 清代的币制以银为本，钱为末，但是民间使用的主要还是铜钱。清军入关以前就已经开始铸造钱币了，如努尔哈赤铸“天命汗钱”、皇太极铸“天聪汗钱”。入关之后，从顺治开始历代相沿袭，各朝部铸造以年号为名的制钱，正面文字是年号加“通宝”或“元宝”，背面的文字则为满文或满汉合璧，分纪局、纪地、纪值，或星、月、圆点等。清朝政府除了在中央上、户两部设置了局铸钱外，各省也允许设局铸钱。白银作为金额支付行使货币职能。咸丰年间铸有当五、当十至当五百、当千的多种钱币。清末，币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机器压制的铜币取代了方孔钱，银元和新式钞票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起义，国号“太平天国”，建国初期曾铸行“通宝”钱。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后改天京)后，铸造太平天国钱币，版式繁多，背文为“圣宝”等字。
四、明清时期的金铜佛像 明代宫廷造像，尤其是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造像，直接以西藏作品为模范，大多用红铜失蜡法浇铸而成，风格传承、脉络清晰，融入汉地的审美观念和传统的表现手法，只是细节方面更加铺张，浮雕珠宝密实镶边，曾经强调的凶忿形象已经淡化了。就形象塑造方面来说，明朝注重神情的刻画，面部表现为男方女圆，略带有汉族人物的造型特征。菩萨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态，身上装具制作精巧。莲座通常是圆形或方形两种造型，仰覆莲瓣上短下长，束腰内收成锐角状，主瓣之间露出底层莲瓣一角，微微向上翘起。莲座的上下层各镶有一圈精致的连珠，富丽堂皇。这些造像多为中央政府赐赠藏传佛教各派高僧的礼品，一般都镌有“大明永乐年施”、“大明宣德年施”的楷书阴文，对西藏金铜造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年间，汉地造像又独盛一时，造型大多头大身长、体态丰臃，传世品较多。明代的汉传佛教造像尤其是中早期的造像，比例较为适中，身躯饱满且结实，线条简洁流畅，丰腴而不虚，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与平常简单的外衣形成对比，富有整体感。 清代宫廷造像始于康熙年间，至乾隆时达到了高峰，不仅临摹塑造了克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等风格多样的佛像，还雕铸了大量宫廷匠师设计的作品。这些造像大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观呼图克图的直接参与下完成，台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铸款以及佛名、部属等楷书阴文。清代的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铜质精炼，造型端庄，面相宽平，颊丰颐满，弯眉细长，鼻高且直，宽肩细腰，衣褶线条如行云流水，富有汉族的审美品味。另外，根据清宫的档案记载：有的佛像并非宫廷所造，只是对进贡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识再加刻官款。菩萨像大多为汉式装束，服饰贴体而轻柔，衣纹和衣饰的刻画运用写实的手法，真实感较强，但是在表现手法上却显得纤巧无力，缺乏艺术感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