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 林
时间：2010年11月27日
地点：四川美术学院院会议室
很对不起，去成都有事，刚刚赶回来。四川美院雕塑系不久前和鲁美雕塑系、现在和湖北美院雕塑系做“对角线”双边展览活动。鲁美我去了，曾在文章里写到，其实没有谁要求雕塑系和鲁美做展览，当然也没有谁要求和湖北美院做展览。就像流行歌曲所唱的：“没有理由，也没有原因，莫名我就爱上你”，没有必然的逻辑性。但艺术就是这样，有时偶然想到一件事，去做，而且还做成了。首先觉得这种活动很好。过去我们总认为学院有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每个学院在当代文化语境中都发生了相应的、不同的变化，放在一起，这个变化很容易呈现出来，而且能够看得到。做这个展览和开这个研讨会的意义也就在这里。过去学院教什么，我们都很清楚，但现在老师发生变化、学生发生变化、语境发生变化，摆在一起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焦兴涛引《晏子使楚》的话说的很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就是说现在各学院表面上相同，其实有很大不同。做这个活动有利于发现不同，也利于我们分析不同。
刚才我去看展览，就发现有不同的地方。湖北美院在材料转化上很有特点，我们就很少，这对我们很有启发。雕塑教学不管怎么变化，对于中国艺术院校来说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学生的造型能力，每个学院都会觉得很重要，包括年轻老师在内也很强调这个东西。材料的转换会产生新的东西，能够培养学生的当代艺术思维。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跨界，从这个领域跨到那个领域，从那个领域跨到这个领域，通过跨界把很有意思的思维表现出来，通过跨界来释放思维最敏感的东西。而雕塑需要不同材料，互相转换大有可为，学生的造型能力是一套同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材料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的创造力。湖北美院的雕塑，包括陶瓷，对我们很有启发，如何在教学中增加材料转换的部分来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的。
学院的教学从传统的写实训练到后来受香港、日本、西方抽象的影响，有了构成训练，再发展为多元化的各种艺术样式的进入。艺术院校从事艺术教育，教育总是后发的，不可能和社会艺术创作完全同步。学生有一个学习的时间过程，教育总是要把成熟的、经典的东西教给他们。这里面就会有一个矛盾，因为成熟的、经典的东西总是比较滞后，而学生的艺术思维又需要超前。其他领域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理工科院校。但艺术不是科学，它面临一个问题，即艺术的创作思维和技艺手段的培养难以同步。技艺是经典的，但创作思维不能套用过去的东西。所以教学应该有两块，一个是技艺手段，另一个是创作思维。我们在对西方院校的考察中发现，西方艺术院校中教授比较负责的，对这两块都很重视；不太负责的只重视艺术思维的培养，而对技艺手段不太重视。中国的艺术学院，过去是集体性教学，不太重视个体的创作思维的培养。现在慢慢变得重要起来，但是重要不等于一定抛弃其他东西。看了湖北美院的作品，我觉得雕塑系教学可以从这个角度借鉴，就是通过材料转换来培养学生的当代艺术思维。
再补充几句。这次我去成都画院做讲座，是画院的论坛，叫做“画院论画”，我是去讲当代绘画的变迁。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学院雕塑的状况。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重要展览，架上艺术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社会权力比较集中，学院教育在统一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艺术教育属于官方体系，不属于民间社会。不像西方的大学本质上属于民间，不属于官方。在美国大学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中国正处在渐进的变化当中，具体些说我们要思考究竟能做些什么。雕塑的变化也很大，但并不因为架上艺术比重减少，就失去了价值，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中，绘画和雕塑仍然占有很大的份额。除了个别观念艺术家，我们要描述中国艺术成就时，很大部分还是绘画和雕塑。但我们要研究雕塑在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世界艺术中，雕塑的变化最先，比如里德写那本《现代雕塑简史》，就把装置全部拿到雕塑中进行描述，比如杜尚的《小便池》，可见雕塑并不是排他性的。
在学院里面容易对艺术形态做本质界定，这种本质论的界定有时很有约束力。我们一旦界定了雕塑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就会限制我们思维的范围。我曾经在798做过一个展览叫“艺术不是什么”，当我们说艺术是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将艺术圈定起来，而当我们说艺术不是什么的时候就越过了这个圈定。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里谈到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哲学对艺术的入侵。为什么说艺术终结呢？最基本的根据是艺术开始去做哲学的事情，这个意思就是说艺术纯感性的创作已经被打开了，观念性的东西进来了，这个时候历史意识开始变成艺术性质的一部分。大家注意这个论述的核心——艺术的历史意识变成艺术性质的一部分。原来艺术是有一个性质的，这个性质是被界定的，这个性质在历史中呈现，性质是不变的。但是现在这个性质本身被历史意识改变了，也就是说今天的艺术家做什么就很有可能让艺术就是什么，就像杜尚做了小便池以后，艺术不得不面对他。
学院坚守的肯定是艺术的性质，坚守是必要的，因为学院就是思想和精神的堡垒，当然更应该成为自由精神的堡垒。社会上可能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学院要坚守思想、精神、道德的高贵性，这个世界没有其它地方可以坚守，只有学院。北大把金庸抬得那么高，把流行文化捧得那么高，北大基本上就毁掉了，它的精神堡垒没有了，自己破坏了，不是别人怎么压抑它，而是自己取消学院的高贵性。你可以去研究金庸、研究流行文化，但是你不能取消大学高贵的人文传统。说这话别人可能觉得很精英化，从现代主义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并不等于宣告精英的消失。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精英，就不成其为一个世界。世界的问题肯定要由文化精英来思考，这还用说？大众化不等于取消精英的作用。在中国美术界一谈论大众化，好像马上任何关于本质的讨论、任何关于历史意识的讨论都没有意义了，只有利益只有功利。其实并不是这样。一方面，学院要坚守某些东西；另一方面，学院一定要去研究这个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把这种变化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如果能够想办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去体验和参与这种变化，那你就是当代教育家，那就很厉害了。
另外，就是能不能再编一本和湖北美院一起活动的书。不记录，很多东西过了就过了。教育就是积累，就是把前一辈的东西传给下一辈，学院就是要积累，过一段时间后再去看，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朱君如同学说艺术是不是首先要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别人，其实也不一定。因为艺术创作开启了很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时是艺术家没有想到的，别人有感觉，但自己可能没意识到。
第二个问题，艺术是不是靠颠覆来发展的？现代主义的确是，一个流派颠覆另一个流派。现代主义就是不断的颠覆。但是艺术发展到今天，颠覆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不是所有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性，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既然你是中国人，你做的作品和你的生存经验、生存环境有很多关系，耳濡目染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带有中国的特征，这是没办法拒绝的。但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所做的作品天然就有中国性，那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干嘛呢？从理论上来说，我做“中国性”当代艺术文献展，目的很简单，我们要在当今世界艺术中去呈现中国人的创造力，从精神层面上展现中国人对这个时代、对这个世界的智慧性贡献。但这个文化权利应该回到民间，这是我做展览的根本目的。我要挑战的是被意识形态化的、被官方化的中国性。中国官方对民间剥夺太多，民间没有自己的、自主的文化权利。我到过很多国家，包括东欧、缅甸，越南，民间都有自主的文化生长性，不断生长出属于这个民族属于这个地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艺术面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彻底的官方化和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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