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察川渝当代艺术，不能不谈论四川美院的艺术创作。八十年代初期，重庆有两拨艺术家：一拨是考入四川美院的七七、七八级学子，如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罗中立等；另一拨是没进入大学但在社会上画画的人，如薛明德、张仁强、张奇开等。1980年“野草画会”及“野草画展”就是民间群体联合美院师生所为。后来美院“伤痕——乡土”绘画异军突起，名声大噪，重庆民间的创作力量无法与之比肩而作鸟兽散。川美创作更是通过成都走向全国，与重庆从此少有关系。
川美现当代艺术的发生，一是在乡土绘画中表现主义萌芽，如周春芽、陈卫闽、叶永青、张晓刚等，这方面描述已多，不必赘述。二是程丛林在《同学组画》中出现的近身关注与个体意识，这一点没人注意，值得一提。然后是八五新潮美术时期，张晓刚、叶永青在云南和毛旭辉、潘德海等人一起，组织“西南艺术群体”，倡导“生命流绘画”。但对四川美院而言，新潮美术尚属地下与边缘。另外有王毅、陈卫闽、刘虹、杨述、忻海州、张濒、朱小禾等人参与，还有一批学生如沈小彤、郭伟、何森、陈文波、任小林、许仲敏等人。因为八五新潮影响巨大，这些人的创作成果反过来对川美学院体系有不小刺激。四川美院后来能够新人辈出，正在于接受而不是拒斥这种刺激。
一、重庆只有黄桷坪
90年代初期，何森、陈文波、赵能智等一批川美毕业生号称“重庆七画家”，在外租工作室画画，后来又陆续聚集到四川美院所在的黄桷坪。加上校内的活跃分子如俸正杰、余极等等，致使黄桷坪开始出现艺术社区的氛围。但黄桷坪作为重庆唯一的艺术社区和其他城市不一样，就是它始终和四川美院生死扯在一起。而对于重庆市的官方和市民，如一座孤岛。因为现当代艺术之于重庆，仍然是异端。由于重庆直辖，由于高校扩招，由于文化产业的说法，黄桷坪渐始成为名副其实的艺术社区。因为得到所属九龙坡区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的支持，一下弄成涂鸦街，画得满街花里胡哨。街头涂鸦乃自由创作，突然成为图利的业务，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一位擦皮鞋的妇女说：你们说好看，那为什么只画黄桷坪街上不画美院里面呢？听者无言以对。
不过这种政府行为的楼宇壁画，倒使黄桷坪这样的城乡结合部确实变得与众不同，很符合一般市民想象艺术社区应该怪眉怪眼的形象。入夜以后，这里几所学校的学生聚集街头，一时间熙熙攘攘，灯影交错，热闹非凡，显得特别混乱也特别充满活力。四川美院的创作得益于黄桷坪社区不少，很难设想没有这条街的生活，川美艺术会是什么样子。但数年之前川美已进大学城，如今除研究生、雕塑系、成教院、附中等，大部分学生已迁去新校区。可能过不了多久，老师们也将陆续迁走。如此一来，黄桷坪还能如此繁荣吗？不知道。反正现在黄桷坪尚且人气旺盛，新校区的美院学生亦以此为心理重心，故尚可在这里谈论黄桷坪艺术现场。
黄桷坪有坦克库、501、102等多处艺术家工作室，大多数是原来的仓库改装。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生在街前街后以及居民小区中到处租房，其中不少人也是为了画画。当然，让黄桷坪如此充满魅力的原因，还有一个是考生培训，这里有几十处大大小小的培训学校和培训班，为每年美院的几万考生提供集中培训的场所。最大的培训学校规模有700多人，年收入可上百万。校方在校内办了培训中心与民争利，但在美院师生各自为战、灵活机动的重重阻击中，似乎也并不十分见效。其实黄桷坪艺术社区就是一个艺术社会化或社会艺术化的舞台，各种力量在这里表演发挥甚至是竞争博弈，很好。这里有学院掌控的号称为重庆美术馆的川美美术馆，每年总有些馆长冯斌所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展览。每到三月份学生毕业展时，四川美院便成了一个大展场和大卖场，号称 “六月艺术游”，也就是画廊、经纪人、藏家等纷纷从各地赶来打猎的季节。私下的买卖做得十分红火，以致前两年研究生见面的问话是：今年你卖到一百万了么？美院的坦克库工作室据说每平米也有多少多少的产值，但除了准入制度和租金收入外，这些秘密产值和学院、和文化产业其实没什么关系。
真正想搞文化产业的是黄桷坪所在的九龙坡区政府，花了钱来画涂鸦街，又花了钱来做艺术节，还通过公司和个人整理出不少场地租给艺术家和画廊，目标大致是深圳大芬村那样的生产基地。这一点和川美校方及艺术家们着眼于当代艺术高端市场的想法，似乎有些相左，故川美除动画影视基地外，投入热情似乎不高。比如艺术节的活动，美院就不大参与，连续两届，除了热闹、夸张的开幕式，说不出有什么像样的展览。十天半月就组织一个“国际艺术节”，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其实和视觉艺术有关的文化产业，内容很多，层次有别，政府要做就应该好好规划，如果只是跟风、造势，图个名义，白花纳税人的钱真是太不值得。
公司、画廊一类的机构也来了不少，或者是承租房屋做成工作室再转租给艺术家，扯皮的事儿无非是租金涨价、涨多少的问题。画廊一类的机构要在这里直接卖画很难。重庆尚未形成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购藏人群，只能依靠个人关系和外地藏家，能够维持已经不错，往往需要借力坚持，艰苦奋斗，以待来日。但应该看到，这里的艺术家由于生存容易，有人关注，一时半会儿不会撤离。冲着人气旺盛，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天降馅饼。
也正因为有人气，又有学生，学术力量在这里也有些用武之地。除美院美术馆和坦克库展厅外，108艺术空间、“独立影像”空间、“器”艺术空间、“涂鸦街”画廊展厅、“感觉艺术空间”画廊展厅都不时举办些学术性展览和学术活动。本来黄桷坪美术馆和501当代美术馆场地较大，可以做出些事情来，只可惜掌门人心思不在，令人遗憾。相反是场地很小的“器”艺术空间，得力于英国三角基金会支持，民间方式运作，在杨述、倪昆等人的努力下，国内外艺术家不时前来，艺术活动接连不断，以其探索性、实验性成为黄桷坪唯一的也是重庆唯一的国际艺术空间站。
考察川渝当代艺术，不能不谈论四川美院的艺术创作。八十年代初期，重庆有两拨艺术家：一拨是考入四川美院的七七、七八级学子，如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罗中立等；另一拨是没进入大学但在社会上画画的人，如薛明德、张仁强、张奇开等。1980年“野草画会”...
黄桷坪艺术社区是一块当代艺术的原产地，艺术家一拨一拨从这里生长出来，然后又一拨一拨的去了北京、上海及其他地方。远的不说，近些年细数起来就有郭晋、俸正杰、钟飙、张小涛、曹静萍、陈可、韦嘉、熊宇、李占洋、黄奎、邱黯雄、沈娜、李继开等几十上百号人。但准确地说，这里出去的艺术家主要还是从事架上艺术，除了李一凡、田太权等，装置、影像、行为之类的观念艺术家极少。这显然与川美艺术传统和黄桷坪热炒热卖的艺术氛围有关。有利益就容易团结，所以北京的这一帮那一帮，其实真正抱团的只有愿意互相扶持，一起去切分市场蛋糕的“川帮”。
二、成都是个好地方
成都现当代艺术和重庆四川美院的联系自不必说。何多苓、周春芽从川美毕业到成都画院，后又有朱成、谭云、邓乐等雕塑家返蓉，还有王川等人不时在成都活动。但新潮美术时期，成都因没有美术院校，新兴艺术力量不易集结。但这样一来民间艺术团体反而成形，以戴光郁、王发林、李继祥为首的红黄蓝画会，曾于1986年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四川青年红黄蓝现代绘画展”，后来又于1990年和1991年在四川省美术厅举办“00’90现代艺术展”和“戴光郁、王发林、李继祥画展”。前者是八五新潮时期成都最重要的艺术活动，后面两个展览则是在中国现当代艺术最沉闷时期少见的前卫艺术展。吕澎于1988年在成都组织“西南现代艺术展”时，亦纳入了“红黄蓝”画会的艺术家。
八九后艺术阶段，成都有三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一是1993年中国经验画展，二是1995年开始连续数届的“水的保卫者”生态艺术和行为艺术活动，三是1996年“雕塑与当代文化”文献展，由此形成九十年代成都当代艺术局面。特别是行为艺术，一大群艺术家参与，如余极、尹晓峰、朱罡、曾循、罗子丹、张华、周斌等，联合全国各地艺术家，举办了数十次行为艺术活动，使成都一时间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重镇。在此引动之下，加上李杰、陈家刚、邓鸿等人前后的资金投入，成都当代艺术开始逐渐为官方认可为市民接受。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戴光郁、罗子丹等艺术家对于媒体宣传的策动和成都媒体投入文化传播的热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林、张颖川、陈默、査常平等人作为批评家的推动。至世纪之交，川音美院等美术院校的创办，更使成都有了青年艺术家生长的基地，并且因为师资力量的调入集中了一批成熟的中青年艺术家。
从雕塑家建立工作室开始，成都的艺术社区就开始成长。从“蓝顶”到“荷塘月色”，成都这些年建立了十几个艺术社区。其中周春芽、郭伟、罗发辉等均有推动之功。分析起来，成都这座城市于当代艺术有两大优势：一是地理条件使然，生活条件便利、舒适、宜居而又休闲，且历来为旅游集散地，外国人、外地人都愿意来，其口号是“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重庆的艺术家何森、赵能智等人就曾移居成都。不像重庆，留不住人。二是文化风气使然，成都历史文化深厚，三星堆、金沙这些世界级文明遗存不说，宋元明清时代这里就是书香之地。所以到现在，从官员到市民都崇尚文化，以风雅为荣。不像重庆，上上下下最不尊重的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净弄些没文化的老板出面，以为有点钱就可以做一切专家的专家。成都的民间文化力量尚存，故有朱成这样不遗余力的收藏家，有施进滇这样潜伏多年的艺术家，有戴光郁这样不计功利的组织者，还有罗海全、陈家刚这样为了艺术弄得破产的投资者。这是一座城市的光荣，他们真应该成为成都的荣誉市民。正因为如此，这里会产生本地的艺术收藏者和粉丝群。前不久邱光平、孟涛的“禽兽人间”展，一开幕就有人打电话来要求走后门买画，生怕被人家先抢了去，而来者也就仅仅是喜欢而已，并没有买了画去赚钱的打算。展览研讨会的氛围也很好，査常平、何工、余极等人都有直截了当的批评意见，如此有市场也有学术，较之重庆，差别十年以上。去年笔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策划组织首届青年美术双年展，预展期间并无任何问题，临正式开幕前各级官员接连三次审查，弄得差点关门。连符曦、唐勇这样四面八方都可以展出的作品也非得拿掉不可，真是让人伤心而又丧气。
成都有不少艺术家生活在此，并不都想以此为跳板去北京、上海。这批植根本土的艺术家特别是中青年艺术家，如郭伟、何工、罗发辉、符曦、谢南星、罗子丹、周斌、程翔、李熙、向庆华、幸鑫等等，乃是成都当代艺术的希望。加上刘杰、杨凯、张志勇等等有理想、有抱负的艺术机构经纪人，相信成都能够保持住当代艺术势头，充满可持续发展的希望。
说到底，重庆也好，成都也好，其艺术历史与艺术现场的经验是：当代艺术必须保持民间的自发的力量，可以借重学院、借力官方，但决不能归于一统。边缘、野地的，独立、自主的民间力量才是当代艺术的原动力。新潮美术如此，八九后艺术如此，经过国际化和市场化折腾的当下艺术也是如此。在艺术家有着个人创作自由的工作室里，才有中国当代艺术的生长，其他东西都是之后的事儿。
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化与民间的关系。春节期间去了缅甸，那里是军政府，官僚腐败，我等出入关均遭遇敲诈勒索。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民主人士昂山·素季不是被软禁就是被禁选，人权状况亦差。但那里的民间生活并未受到多少政治权利的侵犯，民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力量，有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并不由掌权者过度操控。由此给人的启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文化主体性的树立，必须保持与发展民间力量。成都能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乃是民间的艺术力量、批评力量、经济力量不断推动的结果。中国当代艺术不能以招安归顺和文化产业为理由，全部纳入或投靠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系统。民间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力量，特别是具有探索性、实验性、批判性和挑战性的当代艺术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设能够护卫个体并面向未来。赵丹临死时说过一句令人心悸的话：管得太死，文艺没希望。——这是泣血的中国经验，号称前卫艺术家的人是不应该忘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