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龙 提到清代的画坛，人们应该会直接想到清初“四僧”、“四王”、“金陵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等等，那些熠熠生辉的作品背后是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是在清代的画坛上，在皇家禁苑的宫廷里，除了皇室成员偶有涉足翰墨者和宫廷御用画师之外，却还活跃着这样一群能书善画的朝臣：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仕的，这些朝廷的官员，往往为皇帝的文学侍从，而且职位也不低。由于他们都有善于绘画的技能，公务之余，一方面会因为皇帝的喜好而受命作画，另一方面，也会为了要讨得皇帝欢心而不时进献自己的作品以得御览，这些作品款书多为“臣某某恭绘”字样，这群大臣就是被成为“词臣画家”的人们。  钱维城《雪山潇湘》北京宝瑞盈国际拍卖 2012秋拍拍品在这众多的画家中，名声显赫者如王石谷、王原祁，以及“四王”弟子辈中的宋骏业、唐岱等，其他还有李世倬、董邦达、钱维城、张宗苍、董诰等等。“词臣画家”的出现与清代的科举制度和宫廷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而这些画家的艺术创作，也对清代画坛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清代绘画史中一个别有趣味的现象。钱维城，便是众多的“词臣画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钱维城，武进（今江苏常州）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初名辛来，字宗盘，又字幼安，号幼庵、茶山，晚年号又稼轩。钱维城即是上文说到的由科举而进仕宫廷的人，他一生读书勤勉，二十多岁时，即乾隆十年（1945年）便得中进士，而且还是一甲第一名（状元），这足以见出钱维城天资过人。钱维城在朝中曾任刑部侍郎，入直南书房，他在朝廷为官至晚年，并成为乾隆皇帝倚重的文臣，死后谥“文敏”，《清史稿》中有其小传。 作为宫廷的“词臣画家”，钱维城尤以山水画闻名清朝画坛。而从他的绘画风格来看，他远师“元四家”，近则多学“清初四王”，并直接得到了另一位宫廷大画家董邦达的指点传授。钱维城的作品在清代即受到宫廷的赏识和珍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一书内收录钱维城书画作品共一百六十件，可谓数量钜富。同样在当代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钱维城的作品也是多为喜爱其画风的藏家所竞相追藏。仅只其所绘《雁荡图》手卷，在2010年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中以1.29亿元成交一例，就可以说明他作品的价值和魅力了。 钱维城的山水画技艺即得之于“元四家”及“清初四王”之影响，继而又受到董邦达的亲炙，画风不用思索即可知晓肯定不离清代“四王”一路的前辈与后继者的范围。董邦达，浙江富阳人。字孚存，号东山。雍正十一年进士，乾隆二年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董氏的山水画取法元人，但也受到“四王”影响。他的作品善以枯笔表现，皴擦点染，变化有致。董氏山水略致有粗细二种风格，粗者多能写自家胸臆，但也接近“四王”余风；其细者往往是受命进奉的作品，写景造境逼真繁密。乾隆皇帝对其作品赞赏有加，并将其与董源、董其昌并称为“三董”。董邦达的绘画技艺全面且深湛，作品宏富。从某方面说，他可以称得上清代中后期的画坛翘楚。而与董邦达同朝称臣，两人又有着近于师徒一样关系的钱维城，在画风上可以说是得了一脉正传的。 2012的秋季大拍中，北京宝瑞盈公司上拍的一件钱维城山水立轴《雪山潇湘》，有着钱氏画风的典型面貌。画面中细线淡墨的勾勒皴擦，即生动地刻画出物态的形质变化，更从画面风格中体现着作者从容淡雅的心性品格。画面中天空留白宽阔，地面以留白作溪流，近处坡石丛树，穿插掩映，有溪水从两石之间汩汩而出，如奔如跃。丛树之后，是疏竹茅屋。疏竹临风，簌簌如听潇湘悲叹，茅屋闲闲，自有高人逸士往来聚谈。疏竹之后，有曲径蜿蜒而左上，流水则缘石右来。这便是画面中景的一处小小坡岭。坡上竹林茂密，交相有声，竹林外又生杂树，疏柯指天，一任萧疏。杂树后画家雅置一亭，隐没于竹林树木间。笔者以为，这一小亭，足可视为此画眼目。通观全画， 茅屋于画幅左下几乎隐没，而小径所指的山亭，则成为全局关键。另外，与屋舍相比，小亭非居住生活之所，那是现实情境下的物质世界，而小亭所表示的，乃是超越于具体现实生活的心理依归。笔者猜想画家虽身贵为朝廷大臣，但公务繁杂，必不能如闲云野鹤般悠游于山际水滨。经纶事务，却怀有山林之志，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特点，而钱氏所优越者，乃是能将其胸中丘壑，勾染于画幅之上。此画虽是供奉朝廷，以求御览，但这一心志，未尝也不是乾隆皇帝的心声。山亭以外，画家逸笔草草勾写出山峰数座，而山峰又为云雾遮掩，勾皴留白处，似有淡淡雪意。这层层深入的画面构成，这看似草草却又别有经营的画境，细细品味，不难感觉到画家虽为“词臣”，却足具文人画家的胸怀与才情。钱维城的作品受赏于乾隆皇帝，自有其不疑的道理。至于画中之竹的寓意，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可想起王徽之那句“何可一日无此君”的名言，还有坡仙人所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高论。细查钱维城近几年出现于拍场的重要作品，无论是《雁荡图》手卷、《御题山水册》或者这件《雪山潇湘》，技法各有异同。从这一方面讲，钱氏的绘画风格乃是多面而丰富的。他所继承的元人与清初“四王”以及董邦达画风，乃是真能于运用中见出变化与发展的。这或许才是他的作品昔日能为皇家看重，于今则被藏家热捧的关键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