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道咸中兴”
黄宾虹曾云：
前清道光、咸丰间,金石学盛,画称复兴。[35]
清至道咸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蝯叟、翁松禅、赵之谦、张叔宪约数十人,学贵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36]
……
诸如此类的说法，在黄宾虹的画论中数不胜数。黄宾虹指出，道咸以来，随着金石学的兴起，碑学书法的复兴，绘画的笔墨理法也从柔靡转向浑厚，且多以公羊学为背景。而公羊学的兴起是经学内部从古文转向今文的结果，当然也与宋学的兴起不无关系。实际上两宋道学之“外王”的一面恰恰为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提供了思想支撑和精神营养。
黄宾虹明言，晚清以来，“因阮文达元之提倡，多士夫画。”[37]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于三僧及其继承者的比较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石涛及扬州一派流于江湖，而石溪及金陵一派则流于朝市，只有渐江及新安一派才真正具有文人或士夫传统。譬如渐江，黄宾虹认为，其“笔墨理法全从宋人得来。其宗尚倪黄，并开启新安一派”。同样，这也正是黄宾虹认同道咸画家的因由所在，因为他们大多也都师法古人并回到了宋元，譬如何绍基、包世臣、吴熙载、赵之谦等莫不如是。
李明从笔墨理法的角度，就“道咸中兴”说作了系统辨析，特别强调了金石学与山水画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对于笔法、墨法、章法的影响。[38]问题在于，除了笔墨理法层面上的认同以外，若更进一步地去考量、反思其心态体验、政治文化，我们会发现另一重世界。窃以为，“道咸中兴”的背后实际上是宋元士夫传统的回归，背后实乃“道统”之自觉。
清学以“经学即理学”开端，以“汉宋调和”收尾。[39]道咸以来，尽管宋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兴起，但并非是取代汉学，而是汉宋调和。黄宾虹也说过，“汉儒之学理尚礼器，宋儒之学理尚性理，因近世（道咸）兼二者之长，于文化上多一古字学发现，而将乾隆以前之旧学似乎推倒。”[40]无疑，正是因为士气的重返及其道统的自觉，道咸绘画才一扫娄东、虞山之柔靡，而回归正统。
结 语
黄宾虹明确了“院体与文人（士夫）”和“文人与士夫”双重的区分。第一个是区分院体（作家）与士夫（文人）。黄宾虹明言，“士夫画与作家画不同，其间师承，遂有或异。”“世称北宗首推李思训，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著色山水，往往师之。……南宗首推王维。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读其诗，诗中有画，观其画，画中有诗。文人之画，自王维始。”[41]在这里，黄宾虹明确区分了士夫画与作家画，然而不仅只此，在黄宾虹这里，其实还隐含着另一重区分。诚如明季董其昌所言：“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42]继此，黄宾虹亦认为：“理法之外，当详气韵可也。”[43]在这里，气韵不仅是气韵，更是士夫之气韵。气韵的前提乃士夫及其道统认同。这是他的第二个区分，即士夫与文人之别。
黄宾虹之所以认同宋元，并提出“明人枯硬”、“清人柔靡”和“启祯崛起”、“道咸中兴”一说，这背后不仅仅是笔墨理法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士大夫这一政治文化传统演变的自觉。如果说宋代士人企望“得君行道”，明代王学在高压政治下转向“觉民行道”的话，那么清初这一群新士人走的则是与前述两者不同的路，在“得君行道”、“觉民行道”两愿都不得遂的情况下，他们的眼光转而关注“县”以下的地方社会，努力地想将一套儒家的理想安放在乡里的层次。[44]相对而言，清季的知识人的认同更接近“觉民行道”。但即便是“觉民行道”也只是阶段性的，整体上已经不再是诸如两宋那样的“道统”时代了。
如果说以上潜在地构成了黄宾虹反思之对象的话，那么问题在于，黄宾虹为什么如此反思呢？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被废除和士大夫传统的终结。“意义危机”自然地成为现代中国思想危机的一个重要层面。而当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价值系统涌入中国，并且打破了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世界观和人生观之时，问题变得尤为困扰。各种争持不下的新说使得传统价值取向的象征日益衰落，于是中国人陷入严重的“精神迷失”境地。[45]有意思的是，革命派也好，保皇派也罢，当时皆在利用“晚明记忆”。[46]黄宾虹亦然，不论对宋元的迷恋，还是对晚明的想象，抑或对道咸的执著，种种体认不仅来自绘画史本身，亦源自他对于自己所处情境的自觉与反思。他念兹在兹的是“士夫”或“士气”，而支撑“士气”的正是“道统”。这本身便是对“意义危机”的自觉回应。
毋庸讳言，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认同，我们既不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保守，更不能将其当做激进对待，保守与激进已无法概括诸如黄宾虹这样的知识人的政治文化心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位不完全意义上的“清遗民”，其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之间都不乏对这个时代生活、政治的深刻体验、自觉与反省。如果说普遍意义上的“清遗民”是“抱道自逸”、“抱道自任”的话，那么黄宾虹则不然，其背后隐含的是“道统”的自觉。也就是说，“抱道不自逸”，“抱道不自任”。当然，对于作为画家的黄宾虹而言，尽管常常处在“仕”与“隐”的两难中，但他并不意在“仕”，毋宁说他只是为了树立独立人格，进而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建构一种张力关系。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原载《文艺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