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显赫 纵观王世襄一生的成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家族。或许，唯有那样的家世才能培养出一个“玩物成家”“研物立志”的王世襄。 1914 年5 月25 日，在北京东城区的芳嘉园，王世襄呱呱坠地。这一年，距离辛亥革命成功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硝烟弥漫，且炮火正酣。整个世界处在一种急遽变化之中，所有的国家都在迅疾的变化中寻找着自己合适的位置。在中国，辛亥革命刚刚成功，旋即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孙中山被迫将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当上北洋政府总统的袁世凯依然不满足，开始秘密谋划做皇帝的美梦。 北京城内涌动着一股不安的情绪，时局混乱，民浮官躁，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在扪心自问，中国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到襁褓之中的王世襄。他在父母构筑的世外桃源—— 芳嘉园中快乐成长，浑然不知外面世界的波谲云诡。 在芳嘉园，这个位于北京东城的四进深的四合院中，有着一股浓浓的平静，与外界的喧哗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份平静，不仅仅是乱世中得以安居的物质保证，更是由于其家族深厚历史渊源所形成的浩然之气。 王世襄的家族史，可追溯到明代。先祖从江西迁往福建，成为福建的名门显族，其家风严谨，诗书绵延，世代居官。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曾在道光、咸丰年间做官，先后担任陕西、四川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要职，颇有政绩，在《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列传二百十三中有详细记载：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闽县人。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二十七年，大考一等，擢侍读学士，迁通政副使。庆云通知时事，尤究心财政，穷其利病，稽其出入。文宗即位求言，庆云疏请通言路，省例案，宽民力，重国计。其言重国计， 略谓：“ 今岁入四千四五百万，岁出在四千万以下，田赋实征近止二千八百万。夫旱潦事出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盐课岁额七百四十馀万，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增，而销盐日绌。南河经费，嘉庆时止百馀万，迩来递增至三百五六十万。入少出多，置之不问，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自有之财，详细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课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奏入，上深韪焉。 时命中外大臣保荐人材，礼部侍郎曾国藩举庆云以应，诏擢詹事，署顺天府尹。咸丰元年，授户部侍郎，仍署府尹。内务府议令庄头增租，佃户不应，则勒限退地。庆云偕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援乾隆间停设庄头，嘉庆间奏禁增租夺佃两案，奏请敕内务府不得任意加租。户部请改河东盐政章程，并清查山西州县亏空，命庆云偕浙江布政使联英往按。 寻奏定清查亏空章程，并会山西巡抚那苏图奏言：“晋商赔累，一在盐本巨，一在浮费多，一在运脚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从前盐价每石三五十两，自坐商囤积居奇，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一石之盐，贵百三四十两，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酬应繁多，总商分派者号为厅摊，散商自送者岁有常例，统计二十六万馀两，几达岁课之半。加以石盐脚费多至百两，因其定价难增，遂至相率为伪，搀沙短秤，民食愈艰。臣等公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将缉私之法并寓其中。盖盐有专商，票无定贩，大要在留商招贩，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绌。向来坐商昂价，总以缺产为词。臣览池面宽广，卤气厚，即雨旸不齐，裒多益寡，足敷五千六百馀石之额。盐贵不在缺产，而在售私。拟定白盐一石贵止六十两，青盐递减，坐商工本外有赢馀。令各商立法互稽，但使盐不旁流，商盐自富，锭票销价，亦复删芟。畦地租典，先侭运商，总期减轻成本，禁卫课官吏浮费，别筹公用。每票征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此外需索，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掣盐、截角诸事，悉仿两淮成例，微为变通，以归简易。河东盐行河南引地，自嘉庆二十四年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拟将陕西、山西、会兴镇分为三路，不许搀越，盐到发贩随销，亦听商人自运，兼防夹私，力杜作伪。统计河东全纲，比较昔价，裁浮改岸，年省七十馀万。得人守法，商力不疲。即间有歇业，或运商归并，或坐商承充，永绝举商、保商诸弊。”下部议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