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美术

开篇引言：辛亥革命以降，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革，民国时期的中国和她的子民们，都身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复杂的局面和选择。大时局下，思想、文化与艺术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面对西风东渐下的中西问题、面对帝制崩塌后的政体问题，艺术有着独特而丰富的表现。保守、改良、抑或革命，每个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满怀创作激情与救国热情的艺术家们分别走向了古典传统型、古典革新型、中西调和型、西方现代型四个方向，以各自的才华和理想实践着自己的艺术道路。百年后的今天，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大起大合的史诗、回味无穷的奇闻轶事、当然还有炫如瑰宝的艺术作品。或许是高涨的艺术品市场才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艺术作品的价值，但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不仅仅是属于政治的，也是属于艺术的。

1926年9月，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战争。不及半年，北伐部队顺利进入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 “十里洋场”的繁华和商贸使上海跻身为当时世界第五大城市。政客们看重的是这里东部财团的工商业资本和经济实力。艺术也一样，需要金钱的支持。两年之后，在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的积极努力下，由国民教育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在上海新普育堂举行。美展原定的揭幕人由于宋美龄身体原因，不能出席，杨杏佛出面邀请熊式辉夫人顾竹筠主持开幕式，1929年4月10日10点整，展览正式开幕。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举办并定名为“全国美展”（“全国美展”共举办了三届，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届美展筹备委员会的名誉会长是林森，而名誉副会长是蒋介石和蔡元培）的规模宏大的艺术展览，中外观众近达十万人。展览作品包括书画、雕刻、建筑及工艺美术，还包括金石、摄影；不仅有当代美术，也有古代的及外国的作品参展。其中，引起观众广泛关注的西画作品风貌各异，既有写实的风景和人像，也不乏追随西方现代派画风的作品，并因此引发了美术史上著名的徐悲鸿与徐志摩的“二徐论战”。

“二徐论战”谁更惑

徐悲鸿首先以《惑》为题向全国美展发难，其笔锋直接指向塞尚、马蒂斯、博纳尔，称其为“无耻之作”。紧接着，他愤怒地警告，如果中国政府建美术馆，以三五千元收罗一幅塞尚、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为天下老百姓和纳税人想想，未见得就好过买来路货之吗啡海洛因。如果政府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我徐悲鸿个人，将披发入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徐志摩则以《我也“惑”》为题回应徐悲鸿，指出他的批评“过于言重”，就像罗斯金骂魏斯德勒，托尔斯泰否认莎士比亚一样有些“意气用事”。徐志摩以塞尚为例，就他如何进行艰苦的艺术追求，如何被当时的市民诬为野蛮、荒谬、粗暴、胡闹、滑稽、疯癫、妖怪……后来又怎样被青年艺术家拥上了20世纪艺术的宝座，成为一个无冕君王! 但是，万没料在这个时代，在中国尤其是你（徐悲鸿）的见解，尽然和1895年的巴黎市民一样。

徐志摩为什么万没料到，徐悲鸿言辞又何以如此激烈？按理说，此时徐悲鸿刚从国外游学回来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作为北洋政府资助的留法学生，24岁的徐悲鸿抵达法国之时，正是西方现代艺术在欧洲各国风起云涌的年代。塞尚现代主义艺术之父的地位已被确立；马蒂斯、毕加索等作为活着的大师，正享受着众人的围捧。巴黎作为现代艺术的漩涡中心，不仅涤荡着无数艺术青年的心境，而且也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朝拜者。中国继1919年留学生勤工俭学运动之后，巴黎美术学院已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学校。与徐悲鸿一样，后来民国艺术界中风云人物如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颜文樑等都曾在那里学习。

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徐悲鸿的激烈，简直是强词夺理。一个周游西欧，且在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开阔过眼界的人，何以对现代艺术如此敌视？事实上，二徐论战，并不仅仅是两个艺术家或者是文化人的观念相左，他们据理力争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一个时代的几种社会思潮之间的争锋。其时大局未定、战乱不断。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相互激荡之下，传统的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产生激烈的变化。艺术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亦在这些多元思潮的影响之下，形成四种势力：古典传统型、古典革新型、中西调和型、西方现代型。这四种势力此消彼长、暗流涌动。但最终革命的意识取代了创新的愿望，写实主义占据了上风，并统治中国达50年之久，徐悲鸿成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其绘画革命思想，却在康有为那儿就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