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二十年创作生涯中，汪建伟将多种媒介整合进行创作的创新实践，令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多媒体艺术家”这样的称号放在他名字前面，而此时汪建伟却说：“我对多媒体没有强迫症。”他指的是自己并没有被局限于“必须使用多媒体”这样的境地。人发明技术总是为了扩大或限制某样东西。为了满足人们对更丰富表达需要，产生了新的媒介和语言；而若干新语言出现后，人们又学会了综合使用这些语言。一切是应需要而产生，没有一个“必须”的指令。倘若用单一的语言就可以完成使命，多媒体便是多余的产品了。他说：“不是随便拿一个东西，在多媒体里面过一下就可以。”所以，如果哪天汪建伟忽然又开始画油画了，也无需惊讶。他就曾经说过，架上绘画是个非常“节约”的方式，用最简单的方式达到效果，所以难度更大，他至今没有再碰油画，是因为还不敢应对这个“挑战”。 有人曾评价汪建伟是个“哲学型”的艺术家，他对理论和思想界的新动态保持了相当高的敏感，阅读涉猎面很广。在他日常工作的地方，书架显得十分抢眼，齐泽克、布莱希特、阿尔杜塞等人的著作赫然在目，而阿冈本的新作《例外状态》就摆在书桌边，内页里夹着彩色便签纸，上面是随手写上的注释和笔记。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从这些哲学、文学、乃至科学文本中获得灵感，这些理论也都融为了他作品的一部分，甚至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说：“布尔迪厄教了我从关系的角度看世界，福柯教了我生命到生命政治的建构过程，阿冈本教了我生命如何被政治悬置”，并补充道，“这真是太精彩了。”他的作品名字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阅读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比较想当然地将一些作品标题与特定的哲学家相联系，比如《生产》与鲍德里亚、《征兆》与阿尔杜塞、《欢迎来到真实的沙漠》与齐泽克。他的作品有时被看作是对哲学的翻译和阐释，或者是用装置和多媒体的形态将哲学视觉化。但显然并不止于此，在使用理论或者使用媒介时，汪建伟都有比较强烈的主观意识，将自己对母题的理解和提出问题的过程加入进去，而不是仅仅限于将思想文本翻译成视觉文本。 “不确定性”是汪建伟近年来创作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各类谈话中他也屡次提到。在汪建伟的世界观中，没有一个明确而绝对的真实存在，他对任何已确定的事实都抱有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一切准确的东西都是通过知识系统——话语系统、图像系统、金融系统等等——建构起来的。这种复杂多义的暧昧被他以各种形式渗透在作品当中。让其作品有了更为开放的结构，也为更深度的阐释提供了空间。怀疑是汪建伟很多作品的出发点，而且是以一个接一个的怀疑来提出问题，作品所到达的终点绝不是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当然也不是用一个新的事实去替换受到怀疑的事实，以消除怀疑。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事情“问题化”，处于不断的怀疑当中。这与汪建伟对 “当代”的理解相关，他说，当代就是使所有的时间都处于困境当中，判断与当代有关的艺术的一个基本时间观念，是看这个艺术是不是处于困境当中，是不是通过去解决问题获得一个力。要在作品中建立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空间，则涉及到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事件的政治不确定。不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去对抗另一种，从而让艺术沦为一种工具。第二个层面是社会的不确定。“艺术家不是做一种二手改造，不是搜集一些艺术新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稀释它一次”，汪建伟说，“社会的不确定是指你如何理解这个社会，把你的态度和方法放在里面。” 汪建伟的生活和工作时间控制得很严格，这与大部分艺术家都不同，大概也与他的创作方式有关。这一次访谈的时间是被严格限定的，因为我的访谈结束后，汪建伟还要与杭州的一些人开网络会议，探讨新的项目。他说他的作品很难被收藏，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对于如此“综合”的作品还缺乏一个合理的收藏机制。不过他的作品中多元的形式表现与所涉及的激进前沿话题，对国际上许多知名艺术基金会和博物馆相当有吸引力，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完成的，而其中不少作品也被这些基金会与博物馆部分收藏。目前，由国际知名品牌爱马仕赞助的一个项目刚刚制作完成，三月即将首次展出，而国内的展出可能会更晚，不知道这一新作呈现给我们的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总之我相信，每次都有惊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