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上海电视台戏曲频道，邀请梅老师和我做一档《梅派念白》专题的《绝版赏析》，两个小时。我去请教梅先生，大家分分工，怎么录法，演员请谁，用哪些素材，梅先生和我说：“念白比唱更为重要，思南路年代，父亲为了我能自我控制念白嘴形，在四楼给我挂了一面小镜子，让我对着镜子自己练白口，看嘴形。因为嘴形不对音就不准，像‘姑苏辙’的字，王派唱嘴形呈小○形，梅派呈小扁形，特别好听，但发音困难，这就必须苦练，不然《起解》的苦呀，就不好听，‘忽听得……’的‘忽’字也会唱不出来。父亲要我每天《会审》的大段白口，指标是三十遍，后来就是《别姬》的出场，打‘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凉’开始，‘忆自从征入战场，不知历尽几星霜；何年得遂还乡愿，兵气销为日月光’的定场诗，一直到‘不知何日方得太平也！’为止，每天三十遍。‘生长深闺’的‘长’字和‘深’字都是往上的，如果父亲上四楼来‘看功’，还得重点反复加工。” 这就是“学戏”。从我亲身感受，梅先生很不容易，能过来就是不容易。“角儿”出得来，绝不是“某人推荐”或“潜规则”所能取代的，“潜规则”害人无疑。 现在的同学，大多是女的，大多是属于亮嗓子的，（以前男旦，大体可分为：立音嗓子，亮嗓子，和闷音嗓子，立音嗓子能持久，亮音嗓子不练必败）梅兰芳年轻时调门是“正宫调”，至少是“六半调”，梅先生年轻时“六半调”，我存藏的梅先生年轻时全部《簾饰枫》，全部《散花》，全部《会审》全部《生死恨》全都是“六半调”，“文革”以后恢复三个月，留下了全部《三娘教子》的录音，还是“六半调”，嗓子好比牛筋，申开得慢而回得快，所以必须天天练。 徐兰沅先生有一个口诀，专门是讲亮嗓门的， 梅先生建议我写上，对青年演员会有用。录之于下： 小嗓忌闷宜脆 脆亮悦耳滋味。 唱法灵活嗓有蒙， 难比宽亮宝贵。 A音佳能张嘴， I音亮要字对。 青年调切莫低， 高能延长年岁。 我有一个想法，我们打算梅先生八十五岁时还可以接“清唱”活，还会满堂好。正如学津老师所说：“生正逢时。” 值得思考的是梅先生反复强调，音乐对他演唱的决定因素，我尚未完全想清楚。梅先生说：“当我有记忆能力时，父亲唱戏是什么样儿，全数不知，连他自己的唱片都很少放，他蓄鬚明志，特殊年代。” “和我家一墙之隔的百得路教室（今重庆南路）的钟声，唱诗班的吟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音乐的旋律，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六岁我就上学了，盘石小学是法国天主教办的教会学堂，吟唱赞美诗是必不可少的。” 西洋音乐的旋律和情感表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梅先生的童年，慢慢成了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梅兰芳每次出国都要带回国外著名歌唱家的唱片，让子女们听，他自己也不时自言自语：“你听，她这音有多准”。童年的氛围和影响，一贯而至，渗透在他继承的梅派艺术之中。 “从小音乐的熏陶对我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年我七十五岁了，我越来越为我的演唱融入了西洋音乐元素而欣慰。” 我说：“对音乐的痴迷，你真是到了家了，我那些音乐界的朋友，也没有你那股劲。”我记得“文革”后期，已经有“伦敦爱乐”来北京演出了，梅先生会早早排队去买票，独自一人去静静欣赏。他小学同学王志刚告诉我，他小时去87号大门口叫梅先生，梅先生睡在四楼，会精确计算好从四楼扶梯下来走到大门口的时间，刚好是自动唱机上唱片放完的时间，这点时间都不肯放弃，我跟梅先生说，如果听你父亲的《三娘教子》也如此，那岂不是走火入魔。 自幼音乐的熏陶，和以后自身的偏爱，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自己的演唱之中了，一些气口的处理，顿音的改良，更赋于时代气息，同时这又是建立在深厚的京剧传统功底之上的，使传统一点没有变，有根有据，但是更悦耳了，这是梅先生对梅派演唱的重要贡献，得到了老一代、年青一代，内外行一致公认。老一代认为很传统，年青一代认为很现代，老少相宜，十分值得细细分析，深深研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