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7日，“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在西安拉开帷幕，100多家民办博物馆集体亮相，在上海世博会和“5?18国际博物馆日”还未到来时，便涌起了来自中国民间收藏的热浪。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体制的深刻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民间收藏展示出惊人的实力。据了解，目前全国有7000万收藏者,关涉到价值无法估量的历代民间收藏艺术品。近期每年国内外有关中国艺术品数百亿元的拍卖成交额中，民间收藏者贡献的份额至少在90%以上，许多价值千万甚至过亿的拍卖品都是被民间收藏家收入囊中。在国内大部分国有博物馆购藏经费十分有限甚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庞大的民间收藏无疑是我国文化领域里一道奇特的风景，也必将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传统文博系统和古玩界还有着“民间没有好东西”的传言，这一重要领域的现状目前处在不规范、无保障的状态。与目前不断壮大的民间收藏和数量急剧增长的民间博物馆的现状显然不相适应，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事业的重大缺憾。 近20年来，民间收藏群体不断成熟壮大，民办博物馆是一般私人收藏的高端代表。上世纪90年代以观复博物馆、紫檀博物馆为首的民办博物馆的兴起，展示了强有力的中国民间收藏活力，对国有博物馆的资源和责任发挥了积极的补充作用，创办者的文化追求和公益情怀也得到了充分展现。国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民办博物馆的规范、扶持政策。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把民办博物馆列入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2006年1月1日，文化部公布实施《博物馆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明确指出，“国家扶持和发展博物馆事业，鼓励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博物馆。鼓励优先设立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2010年1月29日，文化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7部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将加强扶持，为民办博物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其中包括，规范民办博物馆准入制度，切实帮助解决民办博物馆的馆舍与经费保障问题，加强对民办博物馆的专业指导和扶持等内容。 政府的支持是民办博物馆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但是，正如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博物馆作为社会公益事业，非盈利组织，要维持其运转，开办者除了不断地付出之外，很难有什么回报。在民办博物馆发展不长的历史中，虽然有政策上的不断跟进，但是在政策指导、科学管理、配套实施方面，依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缺位。于是，有人退出，有人坚守，还有人加盟，成为民办博物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 资金困局 中小型民办博物馆孤军奋战 正当“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在西安引起关注的时候，筷子收藏家蓝翔坐在自己位于上海多伦路的藏馆中为某出版社撰写着稿件。稿费是这位80岁老人支撑这个面积已经不足20平米的筷子藏馆的重要资金来源。 上世纪90年代末，上海多伦路重新修缮并定位为文化街，虹口区政府以十分优惠的条件陆续吸引了包括蓝翔筷子藏馆在内的四五家民办博物馆入驻。在蓝翔的左边，曾是一家钟表馆;它的右边，则是一个收纳了众多老上海旧器物的小型家庭博物馆。但当《收藏投资导刊》记者近日走访这条曾因为这些博物馆的存在而名噪一时的街道时，却惊奇地发现，除了蓝翔的筷子藏馆，其它几家博物馆早已销声匿迹。蓝翔也将自己的藏馆分出一半面积，出租给一位经营翡翠的商家，“我不想出租，但如果不这样，我的筷子藏馆就会因为缺少资金而关门”,蓝翔无奈地对记者说。 资金的匮乏，成为像蓝翔这样小型民办博物馆所遇到最致命的问题。蓝翔说，除了用自己原有的一套房子和虹口区文化局换来这个博物馆的空间，使得目前在租金方面并不存在较大压力外，在开馆的11年间，自己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经费支持。早先时候，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蓝翔以为会引起社会各界对自己的关注，从而获得一些商家的资金赞助。“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支持，我只有孤军奋战。” 和其它几家曾经同时存在于多伦路上的民办博物馆相比，蓝翔老人毕竟解决了藏馆的租金问题。而另外几家民办博物馆，则显得并不那么幸运。记者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打造文化品牌，虹口区相关部门曾通过免租等优惠政策吸引了这几家民办博物馆入驻多伦路。但随着该地区文化品牌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并最终成为上海一个重要的文化景点，多伦路的租金比初建时高出很多倍。当时受惠的民办博物馆，也因和相关部门签订的免租合同纷纷到期，加重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资金困局，终因无力支付房租而被迫关张。 和蓝翔筷子藏馆一样，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同样是受到来自有关部门的邀请而入驻杭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河坊街”。该馆汇集了创办人储建国20多年的珍藏，其中包括楚国特大椭圆形青铜称两货币（6.5Kg）、秦汉各类钱范、王莽十布、三国东吴大泉五百和当千钱树、唐镌文银锭、宋各类铭文金牌金铤金锭；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金银纪念币、流通纪念币、流通硬币、纸币等2万余枚钱币藏品。不过，和蓝翔筷子藏馆自入驻后，便鲜有得到关注不同，钱币馆受到了来自官方和媒体的更多青睐。浙江电视台、宁波电视台、嘉兴电视台、杭州日报、宁波日报等媒体都介绍过其事迹。2007年7月，经北京奥组委批准，吸收该馆为2008年奥运会特许商品分销商。 然而，仅仅在关注层面，并不能阻止杭州世界钱币博物馆落入资金困局。储建国说，除了优惠的租金外，相关部门依然缺乏为其提供更多配套的扶持方案。而这种租金优惠政策，也正面临着瓦解。“我们与街区管委会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写明，合同到期后按当时协商价格出售给博物馆，但至今合同未能兑现。”对此，储建国只有报以无奈的理解，“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出租这样的房子给民办博物馆，租金为20万，而给其他商业机构能达100万的话，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当然多数人会选择租给后者。” 储建国不无遗憾地对《收藏投资导刊》记者透露，目前自己正准备撤离河坊街，关闭这个运营了10年之久的博物馆。“为了办馆，我已几近倾家荡产”。
政策生态 大型民办博物馆的发展诉求 和因为资金局促而制约发展的中小型民办博物馆不同，一些大型民办博物馆由于创办人本身经营其它产业，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于藏馆的日常开支，因此，这些大型民办博物馆所面临的问题则更多地来自藏馆本身的深度运营。 占地2000平米，有着5000余件藏品的“南京长风堂”，被誉为江苏最大的私立博物馆。2004年该馆在北京某拍卖公司以6930万元人民币拍回的一张陆俨少《杜甫诗意百开册页》，创立了当时中国书画的世界拍卖纪录。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拥有顶级藏品的民办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依然摆不脱来自各方面的制约。 馆长顾颖向记者介绍说，长风堂的藏品主要来自创办人杨休的个人收藏，作为民办博物馆，从藏品的精品度以及对公众免费开放的普及度，其实已经履行着和国家博物馆同样的社会功能。但受到的待遇仿佛“内外有别”。“我们在国外为博物馆买回很多藏品，但入关的时候，海关会认为这样的购买是一种商业行为，1000万元的藏品，可能会征收30%的关税。”顾颖认为，哪怕是最有实力的民办博物馆，也常常受到有关部门下意识的歧视。“如果是国有博物馆购买了这些海外回流的藏品，只要开具相关的证明，就能顺利过关。而且在征买过程中产生的人员差旅等费用也都一应由国家承担。不像我们，不但要缴纳过高的关税，而且全部支出均要自己买单。”顾颖说，“这很不公平。”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是国内首座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遗址类博物馆，馆长王彬也认为目前国家实行的政策上，对民办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并非一视同仁。“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很多这种‘一视同仁’的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依法运营文物收藏和仿制品开发等业务，但是非国有博物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地位，比如征集方面，没有藏品征集权；藏品流通方面，不能有价调拨,而民办博物馆向国有博物馆借展文物的手续也相当繁琐。” 王彬还说，对于民办博物馆来说，人才短缺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民办博物馆很难留住人才，”王彬说，“像我们这样的博物馆可以为很多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表示出兴趣，但是这些学生进来后，没有办法获得职称。另外，如果我们想引进国有博物馆的相关从业人员，他们来后，原有的诸如研究员等身份可能会失去。”人才的紧缺，是制约民办博物馆纵深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民办博物馆中的藏品，也是国家的财富，但由于人才的缺乏，这些藏品得不到很好的技术性保护和修复。”王彬认为，国家应该加大民办博物馆人员的培训力度以及实现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可，同时，制定针对国有博物馆对民办博物馆的人才和技术的帮扶政策。 尽管大型民办博物馆在资金方面远远强于中小型藏馆，但王彬依然认为政府应该给予民办博物馆一定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财税支持。“目前国有博物馆实行门票免费后，政府给予它们很多补贴。但是民办博物馆却没有同等待遇。因此，就大唐西市博物馆而言，开馆前10天门票是免费的，以后在经营中门票会实行半价策略。” 其实，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民办博物馆的财税支持早已成熟，午缕国际文化传播公司负责人吴昊向《收藏投资导刊》记者介绍说，在法国，企业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成立基金会，由基金会注册成立博物馆，政府会为企业免税60%。另外，“法国公民去世后，子女如果继承其遗产，需支付高昂的遗产税。 这部分遗产税，可以支付现金，也可以经过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后，用遗产中的艺术收藏品替代。因此，一些法国藏家，在60多岁的时候，就提前和一些博物馆沟通好。比如，该博物馆需要一张毕加索的某件作品，藏家就会通过拍卖会或者其它渠道购买一张回来。这样，在他去世后，后人可以将这幅博物馆指名需要的作品捐赠给博物馆，以代替高昂的遗产税。” 今日美术馆负责人张子康认为，国家对包括民办博物馆在内的艺术品政策存在一定的“生态问题”,很多环节相互不连接、不配套。“国家各个部门实力不同，这个部门想做的事情，不一定能得到另外相关部门的支持。比如，一些措施是文化部门支持的，但财政部门没有相应的配套。”张子康说，这是中国民办博物馆在政策方面遇到的最大问题。 其实，张子康提到的政策“生态问题”，已经直接导致了大多民办博物馆处于无证经营的边缘状态。据上海收藏欣赏联谊会统计，在上海仅家庭博物馆就达120余家，而在上海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博物馆总共只有15家。究其原因，很多民办博物馆均无法达到《博物馆管理办法》中有关成立非国有博物馆的规定，“政府对于民办博物馆的审批要求过于严格，基本是按照国有博物馆的要求来办民办博物馆，使得大多数民办博物馆无力注册。” 社会共享 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充 尽管步履艰辛，当一些藏馆走向衰落的同时，又有不少民办博物馆在各地建立起来。发展的困惑似乎并不能阻挡社会对民办博物馆的需求与热情。随着我国艺术收藏浪潮的风起云涌，民办博物馆能否健康发展则是走向收藏成熟的重要标志。 据记者了解，博物馆的数量和形式的丰富程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目前国有博物馆约2900余座，而注册的民办博物馆只有400余座，仅占前者的13.7%。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办博物馆的比例相当低。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认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众多，如果只是限于国有博物馆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应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进来，来共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且民办博物馆的藏品来自民间收藏，是把个人收藏之宝变成社会共享之物。它的多样化、专题化、精微化、个性化是国有博物馆的重要补充。” 储建国虽然决定将自己的钱币博物馆关闭，但依然认为民办博物馆有着其它文化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在创办钱币博物馆之初，储建国到东南亚考察民办博物馆的运营方式，“泰国一个华人聚集的岛上就有17家民办博物馆，泰国居民在行成年礼的时候，很多都会在岛上居住一周，参观各类博物馆，”储建国说，这比任何形式的成年教育都有意义。而他同时还介绍说，民办博物馆的另一个功能是促进旅游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这座海滨小城市中，就有大大小小50多家民办博物馆和1家国立博物馆，政府规划要办100家民办博物馆，成为当地吸引各国游客的重要景点。” 此外，民办博物馆除了对公民教育以及旅游开发具有影响力外，在储建国看来，还对企业有着令人惊叹的促进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梵高的一幅《加歇医生的肖像》以8250万美元的拍卖天价，被日本‘大昭和纸业’总裁斋藤收入囊中。之后，斋藤为该作品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凭借作品的知名度以及‘大昭和纸业’本身对造纸技术的深入研究，很快使其从第17位晋升为日本第二大造纸企业。” 突出重围 民办博物馆上下求索 也许国家制定一系列针对民办博物馆有效的政策还需一段时日，但一些民办博物馆已经纷纷走向了自救之路。 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向《收藏投资导刊》记者介绍说，博物馆在规划项目和产品定位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产业类以及服务方面的内容。“比如，我们设计了一个‘丝路百工体验展’（百工是西周时期对手工业的一种统称），观众可以参与其中，然后再将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买走，可以说亦展亦演亦销；在服务设施方面，我们设立了接待各种会务的场所，将来也会办一些讲座和演艺；根据唐文化的主题，还会开发一些衍生产品。比如，开发把传统文化和现代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热敏体温测量器，古代钱币样式的U盘等，这些都拓宽了博物馆的收入来源。” 此次上海世博会的18个企业馆中，唯一的台资展馆——震旦企业馆，位于世博会园区的浦西区,总投资1亿元,占地3000平方米。它的创办人——台湾企业家陈永泰多年来致力于精品玉器的收藏，记者了解到，藏品数量已高达4000多件。陈永泰为自己的藏品在上海申请注册了民办博物馆。震旦企业馆副馆长谭白绢介绍说，博物馆采用了欧美基金会的运作模式，取得了良性循环，“由于博物馆的运作已经比较成熟，加之我们和上海博物馆以及台北故宫均有长期的合作，因此，和这两家博物馆之间的藏品借展都没有问题。另外，除了博物馆的展览运营，我们还会有一批人专门从事文创工作。”谭白绢透露，明年年初，上海震旦艺术博物馆将由原先的一层扩充至六层。 发稿前，《收藏投资导刊》收到了“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组委会发来的“2010民办博物馆发展论坛”中的《西安宣言》，宣言表示“民办博物馆致力于报答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慷慨赐予，致力于回馈社会，致力于将分散秘传的个人收藏，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博物馆馆藏。”与此同时，又悉，一个建筑群落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大型民办晋商博物馆在北京刚一开馆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4月23日，民办博物馆的又一利好消息传来，中国博物馆学会民办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专业委员会旨在准入制度、扶持政策、管理运行和社会作用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希冀在政策支持、社会关心和民办博物馆自身发展的共同推动下，种种不利因素终将慢慢消退，而我们的私人收藏也能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共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