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象派不是走了一个小弯路，这是大道上的一个关，是必经之路。许多有成就的画家自己心里明白了，没把它归纳出来，实际上懂，如虚谷。现在只不过是人家给我们点破了。实际是客观早就存在的。
我自己的创作道路是：立足具象，吸收抽象。
三、东方与西方
旧的理论不容易解释新的实践，实践是发明创造，理论家应该善于把新的实践探索总结出来。我不谈理论，谈感受。
1958年智利画家万徒勒里来中国，我给他当翻译，陪他逛北京琉璃厂，到了“金涛斋”裱画店，墙上横七竖八挂了许多画，他一眼看去就指着一张画说好，正是倒挂着的齐白石的一幅玉兰。解放初对印象派都还不准谈。我在艺术学院教油画，有一天我说要带他们去看印象派，学生大吃一惊。我说带你们到故宫去看金冬心的梅花。他有一张印象派的梅花，一个花瓣也没有，满幅全是淡墨点，中间插了几枝焦墨线。没有一朵具体的梅花，但掌握了梅花总的情趣和透明色调，与印象派不谋而合。表现手法中有许多是共同的。形式感、形式美可以说是世界语。我们的民间剪纸和马蒂斯所追求的基本是一致的。
潘天寿有一张画：中间一块似方似圆的石头，上面两只乌黑的水鸟。
勃拉克有一张静物：中间一个似方似圆的桌子，上面盘里放两条黑鱼。
桌子和石头，黑鸟和黑鱼之间，大小面积的节奏感觉两者是一样的。勃拉克画中桌布垂下的装饰品和潘天寿画里水草的结构曲线又是很仿佛。勃拉克画中上方是窗户，窗户框的位置大小和潘天寿题款的大小位置又是一样的，这种结构关系，何其相似乃尔。
我提一个问题：欧美现代艺术世界化了，另一方面是民族艺术要现代化。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毫不掩饰自己喜欢现代艺术，它的感觉的敏锐性，手法的多样性，有个性，有特色……
我这回去非洲，路经巴黎，看到墨西哥的古代艺术展览。许多人挤着看。我甚至感到埃及和希腊的东西都不及墨西哥艺术气势磅礴。但我很快就想到，我们的霍去病墓可以和它们相比。但墨西哥的现代艺术部分和欧美的现代艺术也没有多大区别。再比较非洲的、日本的、南斯拉夫的……都相近，因此我觉得欧美现代艺术世界化了。共性比较多，一般的讲来，都感到似曾相识。“小康定斯基”太多了，又变成新的公式化、程式化了。亨里·摩尔是了不起的，但很多雕塑都像是他的孙子、外孙……看多了就失望了，又空洞了，有好有坏，鱼目混珠。不懂还识别不出好坏。
尼日利亚的画家，家里有许多好的非洲雕刻，但他们自己搞的作品是抽象的。有一次我们拜访一位雕刻家，我说：在这里我看到两条线，一条是你们传统的雕刻，另一条是你们从欧洲学来的抽象艺术。这两条线的关系是什么？他马上跳起来握手：“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这是我们艺术家应该共同探讨的。”他们也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很难。确实，尤其有传统文化的民族都存在这样一个大问题。
我在留学法国时，常常感到艺术上来源的空虚，不踏实，没有源泉。有一次很想参加他们的美术评奖比赛，结果题目是“圣诞节”，我就没法画了。如果是“春节”、“端午节”，我就有法画了。屈原，我是爱的；耶稣，我不爱。尽管我在西方看到许多好东西，但在这种感情下我生活觉得空虚，缺乏源泉，创作不踏实，我怀恋故乡的泥土。艺术上没有根，感到苦闷。水仙不要土，生在水里也能开花，它的营养包在里面。包用完了，它也就完了，第二年再也不能开花了。当时我很矛盾，我想高庚为什么要离开巴黎，梵高为什么要离开巴黎，真正的艺术家是要到生活中去找东西的。我是那种离不开泥土的植物。我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回来后，三十年酸甜苦辣就不用说了，但我既然回来，就要下决心在民族的根上搞出东西来。现代艺术，我理解，喜欢，爱好。我要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我留在巴黎的同学，后来有几个（赵无极、朱德群）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画家，为国争了光，我为他们高兴祝贺。我回来了，我不服气，我要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搞出东西来。他们是立足于西方，吸收东方的东西，我要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土地里，拥抱自己的大地，为什么不能搞出自己的东西来。我的要求是人民点头，专家鼓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