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跟约翰·列侬关系最密切的人，都对他们喜爱和崇拜的这个人有一种共同的失望：他们无法让他摆脱苦恼。 作为艺术家也好，普通人也好，苦恼是约翰一生最重要的部分。不管是作为一个孩子、青少年、成年人还是艺术家，制造苦恼是他突破极限、探索新领域的一种方式--有时候也会让他变得更好，但有时候也会变得更糟。 约翰一生中最大的苦恼恐怕来自于，他愿意说出对像越南战争这样重要历史事件的心声。他有一种怪异的天赋，就这些事件阐明自己的观点，迫使人们用新的视角去对待它们，并且要通过行动取得积极变化。从这方面来讲，约翰制造苦恼的能力最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约翰同样拥有另外一种怪异的天赋，他通过鲁莽的、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的粗鲁行为，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制造不必要的苦恼。这种行为及其造成的苦恼，比如有些已经发生的，几乎葬送了约翰·列侬的职业生涯，而且继续使他的大部分人生处于不利的位置。 约翰的终身朋友、利物浦出生的同伴托尼·布拉姆韦尔清晰地记得，约翰制造苦恼的天赋："约翰有冒犯别人的幽默感。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同。有时候，他会耍诡计。有时候他会见机行事。他有点像50年代的人所说的'少年犯'。但他同时又很有魅力，当然他手上有酒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布拉姆韦尔参与披头士乐队的组建以及苹果唱片公司的发展壮大。从约翰在利物浦起步到所谓的"洋子"阶段，布拉姆韦尔看着约翰·列侬长大。当约翰发出时代最强音，成为社会批评家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总是与众不同，总在激励别人。我猜测，你可以说他十几岁时的粗暴行为，后来在他成年时期的抗议行动中显露出来。他身心充满怒火，他让人吃惊，但是他有一种深沉的、神秘的个性。所以如果你想要和约翰在一起，就像我一样，你必须带着整个包袱，这其中包括：好的和坏的。但毫无疑问，约翰会激励你，促使你去琢磨一些事。" 约翰发展成一名社会批评家是从他入读利物浦葵利人班克学校开始的，在那里，他的艺术才华与他愤世嫉俗的本领同时得到迅猛发展。他画的素描爱拿老师和残疾人这两种人开玩笑 ：在诗歌和艺术作品中，约翰用性的主题描绘教育工作者，这方面他很有名气。他还特别偏爱描绘那些处于严酷环境的残疾人，特别是肢体残疾的人。他对此着迷的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他的作品也许是自己害怕成为残疾人的反应。必须指出的是，约翰成年后花了很多时间做慈善工作，帮助那些不富裕的人。嘲弄肢体残疾的人，是他在不成熟的少年时期做的事情。幸运的是，进入成年阶段，他已经摈弃了这种行为方式。虽然在舞台上，他偶尔会扭曲身子，弓起双臂，模仿精神病患者的模样。 从另一方面来说，约翰嘲弄名门子弟以及给他们和自己制造苦恼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升级。很多人轻而易举地把制造麻烦的约翰，描写成一个坏孩子或者冷酷无情的少年犯。那些接近他的人都清楚，他的意图和个性比这复杂得多。 很多个晚上，披头士新闻官托尼·保罗熬到深夜，就是为了试图掩盖或者弥补约翰制造的麻烦。如今回想起来，他对约翰仍充满喜爱和尊敬之情： "他总是喜欢扮演硬汉子的角色。他很坚强，但他也是人，跟任何人一样，他也会私下哭泣。1966年巡回演出之前，约翰发表了'比耶稣还出名'的言论，当他认识到自己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让其他乐队成员感到失望的时候，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神志失常，但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他又尽力舒缓道歉的口气。这就是约翰·列侬，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也有一种不安全感。" 梅·庞认为，约翰的一些行为是在作秀，这种想法几乎跟世界上任何一个接近他的人一样：
"约翰更愿意看到，人们相信他有能力处理不幸的遭遇。他喜欢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比真正的自己还坚强、还难以预测的人。他非常在意人们对他的看法，他从来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脆弱的。" 约翰不断冒险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可能不是那些人人皆知的事件，也或者不是他发表肆无忌惮的言论造成的，而是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造成的。这些危险事件，足以在他生活和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将他毁灭。命中注定的是，虽然有时几乎要毁灭，但他还是成功躲过了霜刀雪剑，躲过了那些经常伴随胆识的后果。 1964年披头士北美巡演期间，乐队成员经常深夜幽会、彻夜派对。那个时代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禁止记者报道这些私事，更别提就此对当事人进行采访。在今天的媒体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已经曝光的有关肯尼迪总统的绯闻以及其他世界知名人士的个人生活是60年代的记者禁忌的新闻题材。我亲眼目睹很多女人走进了披头士下榻的宾馆房间，这种情景绝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但是我并没有对这些奇遇进行详细报道。 约翰后来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披头士的疯狂之夜，他说："披头士巡演就像导演费里尼拍摄的电影《爱情神话》。我们就是那种形象。我们的巡演有点不像演出，如果参与其中，你也会那么做的。我们像《爱情神话》，没错。不管我们到了哪里，总是人潮汹涌。在那么重大的场合，我总是难以入眠。" 那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场合。对我这样的记者来说，场面远远超过《爱情神话》。对我这样一个在50年代就已经是成年的美国人来说，它介于观看极端性幻觉演出和目睹我从来不知道是真实的野蛮历险世界之间。 多年以后，在他真实的极端世界里，他并不担心和洋子分享这些栩栩如生的往事。2004年9月，我们在达科他公寓见面时，洋子对约翰详细描述他巡演时骇人听闻的生活，暗示了可能的愧疚感，不过也可能有一点点历史自豪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