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称为蒙帕纳斯的姬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以她为模特儿所拍的一幅照片也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作。蒙帕纳斯位于巴黎市区塞纳河左岸，是巴黎艺术家们的根据地。姬姬1901年出生于艾利斯·欧内斯廷·普林，在塞纳河边的沙蒂利永长大。她那未婚的母亲受当地修女之迫去了巴黎，把姬姬交给了以洗衣为生的外祖母抚养。12岁时，母亲把她接到巴黎，但不许她上学，一年后便让她为一个面包师干活。由于不堪忍受面包师夫妇的虐待，她终于出走，16岁时就自谋生路。姬姬遇见一位比她年长的雕塑家街坊，并为他当模特儿。姬姬对自己在1918年首次当模特儿的感受所作的描述表明，中产阶级对模特儿的偏见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样脱得一丝不挂，对我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但有什么法子呢？我已让他画了三次，但因为画室离我母亲的住处不远，结果邻居告诉她说，我在男人的屋子里赤身露体。我母亲冲进那位雕塑家的住处，她不无悲伤地对我说，我不再是她的女儿，说我是个下贱的妓女。”但姬姬还是加入了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圈子。战后，姬姬断续给吉斯林、莫迪里阿尼等许多画家当过模特儿。但她与其说是个职业模特儿，倒不如说是这些画家们的朋友。姬姬前发下垂，有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爱说话，性情活泼，体态丰腴，她非常惹人喜欢。尤其在吉斯林在其画室定期举办的聚会上，她是最有人缘的一位客人。
话再说回来。这幅照片是在姬姬到巴黎不久，即被20年代巴黎具有代表性的美术明信片摄影家曼德尔看中，并为她拍摄的，这也许是她真实地显露自己富有情感的裸体的第一张照片。以这张照片制作的明信片，据说当时就卖了50万份，它明确地宣告了新颖的20世纪的模特儿的诞生。她那娇嫩清丽肉感的裸体已经不是19世纪初模特儿的那种裸体，它宣告了模特儿已不再仅仅是作为构思的素材，而是作为具有生动的情感的肉体而存在。模特儿就是自然本身，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除了模特儿自身的存在以外，什么比例、对称、均衡等等都是次要的。而且，女人体开始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女人的肉体不是作为音乐和美的隐喻，而是作为女人的肉体本身而受到人们的赞赏。
与此同时，照片自身也逐渐脱离初期模仿绘画样式和充当绘画的技术手段的被动地位而找到了独立存在的真正可能性，并且让摄影家一步步超越色情照片的境界，而在镜头与模特儿之间寻找新的感受与完成新的创造。这个时代的女性也好，或者照片这种传播媒介也好，都真正获得了解放。作为表现对象的模特儿也迅速地成长为具有真正肉体、显示出变化多端的感情的模特儿。而姬姬，这个当年天真幼稚的农村姑娘，后来逐渐由吉斯林、莫迪里阿尼、毕加索等画家画在画布上，而成了君临一切模特儿之上的“20世纪高级模特儿”。而吉斯林的《蒙帕纳斯的姬姬》则是一幅很有代表性的油画作品，画面上的姬姬与她本人一样美丽动人。画家以一种似乎透明的色调使人体的肌肤晶莹得有如瓷器的质感。在蓝色背景的反衬下，这丰润的躯体更增添了几分诱人的官能美。她的一只手绕到对侧的耳边，另一只手摆在相对方向的腿部，使整个人体呈现出几道富有韵律感的优雅曲线。为了突出人体的娇美，画家采用了正面投光，并避免了笔触的显露。更引人注目的还有，吉斯林一面给予她尽可能诱人的丰腴光润，又一面通过她的眼神，传达出令人焦虑的不可思议的冷漠与寂寥。这大概是这位犹太人画家本人那与生俱来的情感表达，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社会特有的气氛再现。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与姬姬齐名的富有传奇性的世纪末模特儿还有两位，一位是苏珊娜·瓦拉东，在普维斯·德·夏凡的《神圣的森林》中，被画成一位庄重的理想化的女人，在雷诺阿的《编发辫的姑娘》中，被画成一位可爱的少女，在劳特累克的铅笔画中被画成一个孤独地喝苦酒的女人。瓦拉东后来也成了画家，而她的儿子郁特里罗还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另一位叫苏拉·拉努什，她是挪威画家蒙克的情人，是版画《罪》的模特儿。她对这个不停地忙碌着，并用爱与死为主题作画的画家满怀一种甚至病态的热情。这个在画中裸露出一对乳房，目光充满仇恨凝视一处、头发长长的女人，表现出了世纪末流行的所谓“宿命女人”的情调。不过，这类“具有英雄气概”的模特儿不久也就消失了。而且，随着人们对“真实”追求的胃口越来越大，再写实的绘画与再真实的照片也难以令人满足，于是，这个任务就逐渐让位给电影去完成了。官能美所引起的魅惑与不安，转移到大众文化的形象中，就由诸如葛丽泰·嘉宝这类20世纪电影中的妖妇角色去继承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