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是我呢？
记者：怎么想着画那幅关于奥运的画？
黄永玉：我有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负责一个画展，让我画一幅画。打电话的过程中，构图我就已经想好了。整幅画大概画了三四天。
记者：画名叫“中国=MC2 ”，有点奇怪。
黄永玉：当时想不出什么名字，叫奥林匹克太远了。那么，咱们国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所以就想到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然后把E换成中国。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了有点不适应，也有朋友赞赏的，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名字好啊。
记者：国际奥委会颁发给你奥林匹克艺术奖，和这幅画有关系吗？
黄永玉：和这幅画没有关系。当时通知我得奖了，让我莫名奇妙，怎么会是我呢？能干的人这么多，这让我有点不安。
记者：国际奥委会的人怎么评价你？
黄永玉：说的都是外语，我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不是在骂我，骂我的话还给我奖干嘛呢。(笑)
记者：你觉得获奖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
黄永玉：也许因为我是个“运动员”，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运动”，我都有参与嘛。(笑)
记者：有人问过你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你说没意义？
黄永玉：美就是意义。
记者：你在意大利的街头曾救过一个意大利老太太，你说这不代表什么精神，代表的是好玩的精神。
黄永玉：别人说学雷锋做了好事不说，我不一样，我到处说。
记者：总有人喜欢发掘意义。
黄永玉：有的人每天早上一下床就想意义。
每天至少画7个小时
记者：你这一两年在艺术上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黄永玉：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活下来起码要对得起饭，每天吃饭不要对不起饭。我做的事情很简单，像今天你来跟我说说话，平时我就画一下画，写写文章。很少到外地去，老了玩不了了。
记者：每天都画画吗？
黄永玉：每天至少画7小时，多的会画13小时，感觉这个必须画完就连着画。连着画了40多天的画也有，但不一定是好画，画了1个小时的画也不一定是坏画。对于画画来说，自己满意和别人满意不一样。我经常画了一半就后悔了，然后想着下一步怎么画。我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完成，后悔，完成，后悔……
记者：你怎么看待艺术市场？
黄永玉：我是最讨厌艺术市场的，把艺术弄成商品摆到市场上，不要脸地叫，嚷着把价提高，我绝对不参加，但别人把我的画拿去卖我没办法。我自己是不理会这些东西的。与此无缘，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者：如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喜欢在市场上推销自己，你怎么看？
黄永玉：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需要的。需要搞活自己，那他去搞活自己好了。我在这方面比较保守，我不喜欢。我有市场运作的知识，我觉得让别人控制我们的话，就不自由了。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就画什么，这算什么？但年轻人有所不同，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
记者：你知道自己的画值多少钱吗？
黄永玉：我不管这些，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记者：一个艺术家怎么看待财富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黄永玉：中国的有句老话，十年媳妇熬成婆。绘画的行市多了，张大千有张大千的行市，年轻人有年轻人行市。老家伙凭什么决定年轻人的命运。过去就是老前辈决定晚辈的命运。
记者：别人决定过你的命运吗？
黄永玉：除了那些“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人决定过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别人给的吗？别人给的还叫自由吗？自由是自己的。包括住在牛棚里，蹂躏我，让我做苦工。我能反抗吗？不能，但心是自由的，我会躲在被子里偷偷作诗。
记者：你有经纪人吗？
黄永玉：谁敢做，没人有这个胆子。
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
记者：很少应别人要求画画？
黄永玉：传统叫点题。朋友间的点题是个愉快的事，本来没想着这样画，但朋友让你这么画一下，有意思。说到点题，我有个好朋友，唉(叹了一口气)，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这个朋友叫汪曾祺，40年代，我们在上海，有一次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在黄昏的山坡上有黄茅草，黄茅草里有个老虎，你画一幅画。到现在我都没画出来。
记者：汪曾祺是怎样一个朋友？
黄永玉：我这个朋友死了对我损失很大。惟一一个可以同我在绘画上对话的朋友。聊得这么真、这么准、这么有创造性的，就只有他。
记者：你写了很多“比我老的老头”，但没写汪曾祺。
黄永玉：汪曾祺比我大两三岁，写他是很难很难的，我写不了，本来最应该写他的，反而没有办法写。
记者：以后会写他吗？
黄永玉：写的机会不太多。
记者：在《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里，你经常以“某某某死了”作为开头。
黄永玉：是这样，然后算他比我大多少岁。
记者：你怎么看待“死”？
黄永玉：死了就是活不了了嘛，没什么特别的。怕没有用，不怕也没有用。朋友死了我不会很悲伤。我在意大利，在三楼写文章，我女儿告诉我，爸爸，汪曾祺死了。我说，哈哈(不是笑，是感叹)，他死了。他死了这么多年了，我的心里一直好沉重。我们来往的时候，他也喝酒，我不喝酒，但我给他预备酒，没想到他死在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