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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双年展,一座城市与它改变的艺术生态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4-11-25 10:56:14 | 文章来源: 雅昌艺术网

11月22日火爆开幕的上海双年展,是众多艺术媒体聚焦的话题。但当大多数媒体皆关注“社会工厂”这个具体的议题时,却忽视了当初差点看不到第二次的双年展,已经连续进行到第十届了。

放宽观察的视界,从无到有再到众人期待,双年展是一个流动而又丰富的载体,像棱镜一样,折射出上海这座城市和当代艺术发展的脉络,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节日

11月22日下午两点三十分,望着民生二十一世纪当代美术馆门前排着的长长队伍,老人孩子全家出动的场景,第九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邱志杰感慨万分:“二十年前,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19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邀请函被扔到垃圾筒里,人们觉得那是一个不重要的展览,也不相信双年展会维持,他们认为双年展就办一次,不可能还有第二届。当时看展览的基本都是搞艺术的人,看来看去,除了作品,都是熟悉的面孔。

2014年,第十届上海双年展,距离开幕式还有两小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前已经人满为患,许多人因为没有那张黄色封皮的邀请函而在外等候,“大烟囱”下聚集了盛装出席,却焦急的面孔。人们开始期待这两年一度的盛会,并希望能够先睹为快了。

十届,十八年的时间,公众对上海双年展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大改变。对策展人来说,同样如此。

意大利人乐大豆(Davide Quadrio)在上海生活了二十多年,他是第九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馆项目的总策展人,和邱志杰并肩奋斗了半年多。1999年,乐大豆创办“上海比翼艺术中心”,彼时的上海当代艺术,大多是地下文化,录像、装置等作品很难见到:“那时候我的圈子里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会说英语,所以大的博物馆一来人就没法沟通,需要翻译,这是很奇怪的事情,现在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活动和空间。”

乐大豆能说非常流利的中文,还会来点带儿话音的北京腔,他和国际化的团队一起,把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威尼斯,带到欧洲大陆,也把欧洲艺术家的作品带到中国。比起二十年前,他更加享受艺术带来的纯粹快乐。

开幕现场的邱志杰同样如此。他曾经冒着夏日的炎炎酷热,一遍又一遍地走在世纪大道上,往返于办公室和“大烟囱”之间,终于将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改造成一个展示当代艺术的公共空间。两年前让他备受“折磨”的工地,如今成了老友相聚的场所,邱志杰一次又一次张开双臂拥抱曾经的“战友”,还有熟识的艺术家、策展人,笑容一直留在脸上。

时钟再回到11月21日晚十点,离上海双年展正式开幕只有不到二十个小时的时间。“大烟囱”主展厅内还停留着巨大的吊车,物料的味道仍然新鲜。走出五层展厅,正对灯光迷离的外滩,江上轮船往来,汽笛低鸣。这时,突然响起Hotel California的旋律,我问主策展人Anselm,那是作品之一吗?他说,不是。

采访刚开始,Anselm就说,双年展首先是个节日,是嘉年华。对彻夜未眠准备作品的艺术家而言,能在如此美妙的空旷空间来一曲最爱的音乐,已是无上幸福。

节日,是双年展最元初的意义。

空间

许多评论家都认为,2000年和2012年这两届上海双年展,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

2000年,首次由中外策展人组成策展团队,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67位艺术家带来了包括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录像艺术、媒体艺术和建筑等各种艺术样式的300余件作品。

本届双年展参展艺术家徐坦向记者回忆了1982年来上海看卢浮宫大展时的场景:“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很多艺术家都很热爱艺术,很认真,但认真的内容不是很现代,以架上的、古典主义绘画为主。”

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徐坦也在现场,他看到了外国策展人带来的变化:“真正开始呈现亚洲当代艺术,乃至世界当代艺术的风貌。”

引进外籍策展人,拓展了上海双年展的国际空间,是它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动力。

策展人高士明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细节:“2004年,我发现欧美艺术家开始把参加上海双年展写进简历里了,这说明我们在上海做的事情算数了,在国际艺术界也有了影响力,往深里说,对艺术界之外的公众而言,上海这座城市也通过双年展,逐渐建构起一个文化态度。”

2012年的上海双年展,则有两个层面上的空间拓展。首先,主场馆从原先的上海美术馆迁移到世博园的未来馆,“搬家总是一件大事”。

邱志杰告诉记者:“老美术馆当然跟上海历史有更深的结合,但是那样的建筑说实话完全展不了装置,是非常不好用的,每一个木线条都不能碰,展个录像投影机都得搁地上,挂在天花板上都是不行的。”新的场馆,可以任意改造、腾挪,巨大的空间对策展人来说,头疼,又令人兴奋:“虽然还需要时间再磨合,但有这么一个馆可以折腾真是幸福太多了。”

“虽然地理上偏了一点,但是它的气场大,英国泰特美术馆的馆长非常兴奋,因为这跟他们的场馆非常像,”高士明说。

在展览模式上,上一届上海双年展首次引入了城市馆项目,阿姆斯特丹等全球近30个城市参与,成为一次前所未有的盛会。邱志杰早在2004年就想做城市馆了:“这是定大局的战略问题,只要坚持做,上海双年展一定会成为一流双年展,因为中国会成为一流国家。”

邱志杰一度以为这届双年展不再有城市馆项目了,非常生气。他希望城市馆将双年展“平台化”,这样,即便主题馆因为种种因素的博弈而水准平平,城市馆却可以因为其开放性,让不同艺术家群体“打擂台”,互相竞争而呈现最好的作品。

本届双年展依然延续了邱志杰开创的“城市馆”项目,不过,是另一种思路和呈现方式。

与邱志杰“平台化”的想法不同,本次展览的城市馆更强调“在地化”,城市馆的场地上海新天地、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和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松散有致地座落在淮海路沿线及其延伸地带。近代以来,绵延6公里的淮海路(旧称“霞飞路”)犹如上海的文化脐带,源源不断地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供给着活力充沛的文化养分。

项目总策展人朱晔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城市社会学,他希望把场馆置入城市空间内,和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发生关系:“我自己考虑更多的是要跟城市空间发生关系,内容更重要。观众不光是观看作品,而是通过行为参与到艺术行动中来,他会觉得这样更生动一些,我想这是城市馆设定的用意所在。”

担当

联合策展人刘潇参与了好几届的上双工作,在她看来,上海双年展跟中国当代艺术的脉络是联系在一起的,对整个艺术界和艺术生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一次我们提到转型都会把上双作为一个标杆,它在艺术界、体制、艺术生态之间,一直做权衡和推进,你可以观察到整个艺术生态是怎么被这个双年展撬动的。”

本届上海双年展开幕的前一天,民生现代美术馆新馆、震旦博物馆等私立美术馆也迎来了新展。“为什么要跟着上双的时间开?这个还是很明显的,双年展对整个上海艺术生态的带动是非常明显的,”邱志杰说。

朱晔向记者分析了世博会以后上海的艺术布局,西岸艺博会、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上海双年展……新美术馆的开馆,世博地块的不断活动,激活了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乐大豆策划了震旦美术馆新开幕的展览:“当代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已经成为一个灵活的空间,说明上海有这样的需求,鲜活而年轻。我们可以思考的是,怎么把当代艺术这个系统做得更好,比如可以几个美术馆合作,做一个联票,一起做事,同舟共济,提高上海的艺术氛围。”

除了对上海艺术氛围的带动,上双在主题上的延续性,也成为它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是业内人士的共识:“前几年解决的是合法性问题,接着进入到城市自恋的阶段,从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快城快客,一个个短语可以连成一篇文章,是一场连续的、竭力的书写,而巡回重演、重新发电、社会工厂,则开始关注社会议题——这条线索极其鲜明,跟威尼斯双年展这一届否定上一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带来了颠覆和断裂,”邱志杰说。

不过,未来上海双年展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采访到的所有策展人都提及紧张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更加从容地工作。一方面,可以有充分时间寻求赞助,另一方面,长期的计划能够带来更精彩的作品。乐大豆说:“现在还需要做那么快的东西吗?东西如果做不好,那非常可惜。时间长可以做得更加细腻,尊重观众,尊重艺术家,尊重自己,差不多跟完美的区别很大。”

总策展人Anselm希望艺术生态能更加灵活:“艺术家是非常有活力的群体,与他们一起工作,要做充分的准备,希望相关环境能够适应艺术家的工作方式。”

高士明则认为,未来的上海双年展要更有态度:“大胆、坚定地改变这个游戏,改变双年展的模式、套路。要考虑一个双年展、美术馆,对于城市、公众和社会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去克服现代的艺术系统,这个克服不是在外面去克服,而是就在里边,我是它的一部分,但是我仍然从自身去克服。”

艺术家徐坦的思考是,艺术首先是社会的文化消费品,这是市场的部分,此外,艺术还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仅提供产品是不够的,双年展要强调对社会的关切,这也是当下的一部分。

“我期待未来上海双年展对世界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重,对中国所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小,所有人都是靠付出、靠投入来获得的,要拿出这种胸怀来,”邱志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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