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93年1月21日上午， 巴黎协和广场人潮攒动， 蒙蒙细雨下个不停， 但丝毫没有减弱数千名旁观者的热情。一座高台上，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大戏正在上演：随着断头台的三角形铡刀轰然落下，刚刚成为“公民卡佩” 不到四个月的法王路易十六，因为“叛国罪”而被处决。当刽子手拎着路易十六血淋淋的人头高高举起时，人群里顿时爆发出“共和国万岁”的阵阵欢呼 — 与此同时，统治法国达十五个世纪之久的旧制度颓然委地（图1）。

（图1 Georg Heinrich Sieveking，《1793年1月21日处决路易·卡佩》，1793）

作为现代性最充分的体现之一，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不仅表现为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更要创立一种新的时间，一个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开端。随着1792年9月22日基督教格里历被废除并代之以一种崭新的历法 — 共和历 — ，这种历史新纪元的意识达到了高潮。在精神领域里，这种企图用理性的设计把时间和历史判然断为两截的做法，与在肉体领域里，断头台所从事的手术一样，导致了一系列新对旧、现在对过去的残酷破坏和“汪达尔主义”的盛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与政策的产生。绝非偶然，同一个行政当局在刚刚颁布“破坏旧制度的象征”的政策不久，即宣布成立一个“文物古迹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s monuments），要在全国的83个省，平均分配被没收的文物，成立地方博物馆（1790 年10月13日）；尤其是，在下令摧毁圣德尼修道院中法国历代国王陵墓的同一天（1793年8月10日），宣布开放卢浮宫博物馆。其间的意图昭然可见：在破坏了民众对宗教的依赖之后，博物馆试图通过提供新的崇拜物，以填补民众的情感空白，成为国民共同身份的象征。

二

在这场“巴黎战胜法兰西，法兰西战胜欧罗巴”的战争中，几乎是同一时间（1793年1月），发生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但其意义同样在后世中被持续地放大：一位叫夏尔·勒布朗（Charles Le Brun）的鉴赏家兼艺术商，出版了《对国立博物馆的反思》（Réflections sur le Muséum national）一书，对筹建过程中的卢浮宫博物馆，作了如下建议：

（卢浮宫）博物馆应该是什么？它应该是艺术和自然所产生的最珍贵产品的完美汇集，如绘画、素描、雕塑、胸像、瓮瓶和各色材料的柱式，用玛瑙、玉石做成的杯子等等。所有的绘画都应该根据画派来分门别类，应该在悬挂时呈现出艺术诞生、发展、达到完美、最后趋于衰落的不同阶段。

卢浮宫博物馆根据法兰西共和国法令，于1793年8月10日对外开放，当时的全称是“中央艺术博物馆” （Muséum central des arts）。一年前，在内政部长罗兰（Ministre de l’intérieur Roland）和著名画家大卫的筹建规划中，这个“艺术博物馆”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艺术家主导、教育与培训年轻艺术家的场所。这种考虑决定了卢浮宫开放之初，为艺术家服务的时间超过了为普通公众服务的时间。在展品陈列上，罗兰在一封致博物馆委员会的信中，提出了一种把画作混杂起来，根据形式感来排列的建议，以形成一种“用最明亮鲜艳的色彩组成的花坛”。

但勒布朗的看法迥然不同。他认为，博物馆应该按照“画派”和艺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即以空间去呈现时间秩序的形式，有规律地展示和陈列艺术品；同样，其管理阶层应该是鉴赏家，而不是艺术家。两年后，勒布朗被接纳为中央艺术博物馆的高级管理层成员，标志着以藏品的空间布置来展示一部艺术发展史的思想，最终定型为卢浮宫博物馆展陈的基本原则。1803年的一天，时任卢浮宫馆长的维旺 — 德农（Dominique Vivant-Denon），在陪同拿破仑参观大画廊（la Grande Galerie）时，不无得意地向皇帝介绍了大画廊陈设原则的最新成果 — 他说：“我们在漫步过程中，就可以欣赏到一部绘画史。”1811 年，这部绘画史被分成九个部分，其终点是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画派的作品，暗示着绘画发展的高潮和极致。

三

这部“可视的艺术史”的图像，可见于同时代著名画家于贝尔·罗贝尔（Hubert Robert，1733—1808）的一幅画（图2）中。从1776年起，于贝尔·罗贝尔作为王朝时期卢浮宫绘画的管理者，居住在卢浮宫；共和时期，他则担任了卢浮宫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最早的五人委员之一 。从1801年7月14日开始，卢浮宫大画廊的西半部分被划归为意大利画派的专设展览区（东半部分为北方和法国画派），而1805年起，大画廊又经历了一次由建筑师佩西耶和方丹（Percier et Fontaine）主持的大规模改造，故罗贝尔在画中反映的，恰好是位于上述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大画廊的情况，也正是维旺 — 德农所欲向拿破仑皇帝展示的那部“漫步过程中的绘画史”。

（图2 于贝尔·罗贝尔，《卢浮宫大画廊》，1801—1805，卢浮宫）

画面展示了大画廊内部的透视场景：一道长长的通道，通向莫测的前方；通道两旁的墙上挂满了画；通道中徜徉着如勒布朗所述的两类观众 — 正在临摹或研究大师作品的艺术家或艺术生，以及如勒布朗般的艺术鉴赏家或爱好者（表现为前景中指指点点的评画者）。据Jean de Cailleux和Marianne Roland Michel的研究，这张画是罗贝尔的大画廊绘画中的写实类型，故我们可通过它，获得准确的历史信息。

首先，是画中这样的细节：前景中采光的落地窗两侧，各有一根大理石立柱，石柱上面摆放着古典风格的胸像；立柱以间隔两个窗户的节奏依次展开；墙上的挂画则呈三至四排悬挂。这些特征并非卢浮宫大画廊的常态，而是1796—1799年间装修增设的结果（图3）。据卢浮宫管理层于1794年提交的报告可知，这次装修的目的之一，在于为大画廊增设立柱，旨在使其起“区隔艺术作品和艺术流派”的作用 9 ；也就是说，立柱之间所围合的是一个具有某种共性的功能单位，在这里，显然是指“艺术风格”或“艺术流派”，而这恰好是勒布朗在他的书中建议的、所谓“所有的绘画都应该根据画派来分门别类，应该在悬挂时呈现出艺术诞生、发展、达到完美、最后趋于衰落的不同阶段”的诉求，在卢浮宫大画廊中的一个初步体现。

（图3 于贝尔·罗贝尔， 《装修中的卢浮宫大画廊》，1796—1799，卢浮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