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第六至十章）依托历史和当代文化语境，提出“现代艺术史体制”的理论命题，指出现代博物馆制度是一项历史的，尤其是艺术史的制度。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六和第七章围绕着关于“艺术史之父” 的论辩展开。针对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提出的这一问题，本书认为，既非18世纪德国新古典主义者温克尔曼，亦非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0），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萨里，才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艺术史之父”。作为美术学院（暨学院艺术理论）和艺术史的创始人， 以及第一个艺术博物馆（Uffizi Gallery） 理念的设计者， 瓦萨里实际上创立的是一种艺术、艺术史与博物馆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或“现代艺术史体制”。这一体制以一种想象中的倒凹字形空间布局为中心，展开三者之间相互生成与渗透的关系，其空间内蕴的逻辑力量，对后世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以后的三章，是对于这一体制在当代是否“终结”的讨论。本书发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几个命题 — 丹托（Arthur C. Danto）的“艺术终结论”、贝尔廷（Hans Belting）的“艺术史终结论”和克林普（Douglas Crimp）、格罗伊斯（Boris Groys）等人关于“博物馆终结”问题的讨论 — 仍然是在瓦萨里规定的“艺术世界”三元格局内展开；而且，当代俨然超越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之二元对立的“当代艺术”“后历史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种种新叙事，并没有超出瓦萨里在四个世纪前所开创的“三个时代”的叙事格局。
在第三编（第十一至十五章）中，笔者将致力于追溯现代艺术史体制之前现代文化渊源，具体而言，表现为对于瓦萨里艺术史模式之起源的探讨。 笔者将指出， 正如现代艺术史体制实质上是一个空间化的体制 （作为一部“可视的艺术史”），瓦萨里艺术史模式同样具有具体的空间来源（第十一章）；通过追溯它与文艺复兴时期“最后审判”的宗教图像和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图像布局的联系（第十二章），追溯它与中世纪晚期《方济各生平》祭坛画的关系（第十三章），进而在意大利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的整体空间关系与图像布局 — 更确切地说，是在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的前现代基督教宗教文化制度 — 中，发现一种缘于深刻的历史神学变革（约阿希姆主义）而产生的独特的空间变局及其“视觉文化”（第十四章），认为它们在事实上为瓦萨里的艺术史模式 — 同时亦为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博物馆暨艺术史体制 — 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博物馆作为“缪斯的神庙”之说才能成立，因为这一制度确实是从教堂 — 作为上帝的神庙 — 的视觉和空间布局中诞生的（第十五章）。
本书的第四编关注既与上述三编密切相关，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论题：“图像的物性”。这一论题意味着视觉形态的图像既是对思想的表达，自身又构成了一个自主性的空间。笔者在追溯英国建筑史家弗莱切尔的建筑史模式（“建筑之树” — 正如上述，其实质是“艺术之树”）的同时（第十六章），亦发现它实质上是画廊这部空间化的“可视的艺术史”的平面视觉图像表现，继而致力于追溯这一图像表现极为丰富的图像志渊源（第十七章）。尤其是在晚期中世纪的预言家约阿希姆制作“历史三阶段树”的图像过程中，笔者探讨了图像如何服务于思想进而创造思想的过程（第十八章）；并对其中一类图像表现可能的东方渊源，作了大胆的探究和推测（第十九章）。而从这一推测发轫，正如笔者在一部自选集的《前言》中所自述的那样，开启了笔者未来学术旨趣的一次重大的Re-Orientation：使笔者的视线“决定性地从欧亚大陆的西端转向它的东端 — 那只学术蚂蚁本来的家乡所在的方向”，也导致笔者近年来的一系列研究具有鲜明的“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的性质 — 但这将成为另一部相关论著的主题了。
尽管并非出于自觉，“跨媒介艺术史研究”（Transmediary Perspective of Art History）亦可概括本书整体论述的况味，因为它所关注的并非上述四个核心问题本身，更是它们之间所展开的内在联系，即在博物馆、教堂、艺术史和关于艺术史的图像这四种文化形式或媒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联系？它们又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相互渗透与转换，形成空间与时间、宗教与文化、传统与现代、建筑与机构、图像与思想难以分解的复杂关系？
换言之，我们将证明，本文开头的那幅历史图像（图1）中，那种用于路易十六肉体的“外科手术”，在精神和文化的领域并未成功；那些被法国大革命贸然断成两截的东西 — 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情感、空间与历史， 实际上不是如抽刀断水般从未真正达成， 就是经过蝉蜕羽化而脱胎换骨 — 恰如1793年8月10日，在摧毁圣德尼修道院的王家陵寝的同一天开放卢浮宫博物馆的事实所示：在新旧体制之间，犹自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在历史和逻辑的语境中，以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来具体、审慎和多向性地发现和追踪这些跨媒介的联系，便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收入本书的最后一文（代结论），则代表着笔者立足于当代性视野，对于上述问题所作的最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