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藏家刘益谦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回的《功甫帖》,究竟是不是苏轼真迹?这个真假之争,不过是跨年而来此起彼伏的“功甫帖风波”的表象。其实,在文物鉴定界缺少权威、手段落后的大环境中,所谓“真伪”的公案,基本上无法达成最终定论。从这个意义上看,《功甫帖》争论似乎无解。但,它一定有用!不管争论各方背后的动机如何,至少它已经是一场抢眼的风波;至少它还引起了我们对当下收藏鉴定领域乱象的 搜索至少它还发出了对收藏热潮中人们价值取向的追问。 真,真的重要吗?不见得。在“义”的层面上看,它的确重要;但在“利”的层面上看,它未必重要,因为最重要的乃是有“利”(有时候,藏品不真反而更有利)。试想,在造假充斥于社会各个角落、伪作占领古玩艺术品市场绝大多数份额的今天,在学术江湖化、娱乐化、利益化的氛围里, 有几个收藏人、鉴定人的目标是仅仅在于求“真”呢?我注意过一个细节,也许可以算是一种提示:在众多“鉴宝”类的电视节目里,藏家们在得到关于真伪的指点之后, 最后的一问总是:“请专家给估估,它值多少钱?”有时,藏家不问,专家也会自动估价。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指向是什么?利。 这也许就是当今收藏界推波助澜培育出的主流心态吧。 其实,趋利并不算错。荀子就曾说过: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承认:“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 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 不能安。”这都是很本质、很人性化的见解。然而,人对利的追求,其实也应该是有前提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先义后利 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语)。”如果到了唯利是图的地步,那危害就大了,尤其是对社会具有引领意义的业界专家们,负作用会更甚。 然而,专家失义的例子在今天却并不 乏见。 比如,前两年轰动一时的华尔森集团董事会主席兼总裁谢根荣“金缕玉衣”骗贷案。为那件伪造的文物“金缕玉衣”开出24 亿价值的,正是声名显赫的五位国家顶级 专家。看看他们的头衔吧: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世界文物艺术品鉴定评估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宝石鉴 定中心主任、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 “真”,在专家们的心中真的很轻。据说他们就是围着玻璃罩转了几圈,并没打开看, 更没上手。结果国家银行因此受骗,损失5.4 亿元。 又如,在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举办的“2011年古代玉器专场拍卖会”上,“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以2.2 亿元成交。据悉,它创下新的玉器拍卖纪 录。 至于在2010年6月保利拍卖会上,北宋刘益谦在上海办民间美术馆,抢了上海博物馆的风头,引起他们的不快;还有人透露, 目前在纽约苏富比工作并负责《功甫帖》运作的张荣德与博物馆专家之间曾有宿怨,因此上博专家们要给他点难看;也有一种推测认为,因徐邦达先生曾言《功甫帖》在上博收藏,而现在又流出海外,必须证伪才可洗清责任;还有一种猜测是,2013年9月份《功甫帖》在纽约拍卖成交时,有人曾写文章称 赞民间藏家,而抨击国有单位的学术薄弱,于是惹恼了博物馆系统的专家,上博“接招”,借机对这件惹事的《功甫帖》进行了“报复性”质疑,同时向世界表明,上博还 是有专家的。在笔者看来,分析猜测哪种理 由属实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潜台词;但是,它至少传达出了一个信息:今天的学术真的不纯粹。仅就三位上博专家不请自来,主动对《功甫帖》辨伪,就略显不合专业规矩。所以苏富比在回复中称:“苏富比对于三位来 自世界级博物馆的专家竟罕见地以个人名义 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艺术品的商业行为作出公开评论表示惊讶。”其实,上博专家单国霖先生在《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中已经承认:“《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这就意味着,如果此件作品不是双勾摹写,就该是真迹了。而其余专家则认为,字形“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这已是二见。然而,苏富比的回应虽然坐实了它不是勾摹,却不能权威地说服对方收回“差距甚远”之见。其实,《功甫帖》虽然字少,但要素并不少。要想证伪,印章、纸张、笔迹都要全面证伪。然而,至少在印章的证伪上,其与苏富比的回应相比,显得缺少说服力和专业性。考证,是个慎之又慎的事,但然而,这套由故宫博物院资深专家认定 的古董,却被爆料为现代仿品,而且据说找 到了邳州作坊中的仿造者。此后,据《中华古玩网·市场咨询》的记者樊大彧报道,该 拍品并未真正成交,而是以放弃3万元保证金收场。是做局吗? 黄庭坚的《砥柱铭》书法长卷拍出了4.368 亿元后,引起的一片质疑之声到今天还未平 息。这件长达8.24米共计82行407字的手卷, 因为文字内容、书法风格等方面与黄庭坚其他作品存在差异,早在乾隆时期曾被认为是 赝品,至今仍存有诸多猜疑。经台湾学者傅 申研究,最终确定是黄庭坚书风转换期的真 迹。但也正是这位学者,35年前发论文表示了对《砥柱铭》的质疑。于是,这位学者又站出来说,自己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存疑到肯定的过程”。有人揣测,35年前,《砥柱铭》在日本有邻馆里藏着;35年后,《砥柱铭》已经从日本流到中国台湾,又拿到内地市场上来拍卖,这位台湾学者恰好在此时推翻了自己昔日的质疑。这是简单的巧合吗? 由此推及《功甫帖》的真伪之辩,显然也不简单。虽然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的质疑 文章以及苏富比的回复文章都各据其理,但 是《中国青年报》载文《当艺术遭遇市场, 学术为谁说话》(2014年02月25日09版)的 分析还是认为:“《功甫帖》的真假已经不 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双方阵营中,都不乏一流专家,都是言之凿 凿。书画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极高的工作,闹 得沸沸扬扬的《功甫帖》,行外人其实并不 明白鉴定结果中那些深奥的专业词汇。而学术上的争论一旦掺杂了利益,再加上媒体 炒作,普通的围观者就如同买不起越炒越高 的艺术品一样,如今连真假都不够资格知晓 了。”对于上海博物馆的三位专家的质疑, 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曾有人分析,刘 益谦这次携带《功甫帖》入境没有按购买 入文物报关,而是按照短暂时间入境展览报关,因此规避了1000多万元的关税和增值税,惹得上海政府不高兴了;也有人认为,刘益谦在上海办民间美术馆,抢了上海博物 馆的风头,引起他们的不快;还有人透露, 目前在纽约苏富比工作并负责《功甫帖》运 作的张荣德与博物馆专家之间曾有宿怨,因此上博专家们要给他点难看;也有一种推测 认为,因徐邦达先生曾言《功甫帖》在上博 收藏,而现在又流出海外,必须证伪才可洗 清责任;还有一种猜测是,2013年9月份《功甫帖》在纽约拍卖成交时,有人曾写文章称赞民间藏家,而抨击国有单位的学术薄弱, 于是惹恼了博物馆系统的专家,上博“接 招”,借机对这件惹事的《功甫帖》进行了“报复性”质疑,同时向世界表明,上博还是有专家的。在笔者看来,分析猜测哪种理由属实其实也不太重要,因为,也许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潜台词;但是,它至少传达出了一个信息:今天的学术真的不纯粹。 仅就三位上博专家不请自来,主动对《功甫帖》辨伪,就略显不合专业规矩。所以苏富比在回复中称:“苏富比对于三位来自世界级博物馆的专家竟罕见地以个人名义 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艺术品的商业行为作出公开评论表示惊讶。”其实,上博专家单国霖先生在《形体极相似,气韵却不畅——苏 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中已经承认: “《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 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这就意味着,如果此件作品不是双勾摹写,就该 是真迹了。而其余专家则认为,字形“与苏 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这已是二见。然而,苏富比的回应虽然坐实了它不是勾摹,却不能权威地说服对方收回“差距甚远”之见。其实,《功甫帖》虽然字少,但 要素并不少。要想证伪,印章、纸张、笔迹 都要全面证伪。然而,至少在印章的证伪上,其与苏富比的回应相比,显得缺少说服力和专业性。考证,是个慎之又慎的事,但专家们却借助媒体,吵得热火朝天,这气氛 已经难以让人信服。这种景象,不由让人想 起前些年关于河南安阳曹操墓的大论战,其 背景中的商机之争,才是各方激动的根源。 随之,当洛阳又发现其侄曹休大墓时,却无 人争论质疑,这倒反证了那些“高人”们背后的功利心态。 也许我们需要回过头看看老前辈,或 者看看国外的业界同行们。拈一段2011年9 月23日《南方周末》采访收藏家马未都先生 的文稿吧:“我1980年代开始接触国外文物 收藏界。国外的文物鉴定基本采信个人口 碑。比如原苏富比亚洲区主席、瓷器鉴定 专家朱廉·汤普森(Julian Thompson),很 多大买家就听他一句话......他不可能被一大 堆人裹挟着参与鉴定,也不可能为了拿几个 钱就放松鉴定尺度。技术上出错可以原谅; 道德出现瑕疵,终生就不可能再在文物行业 混了。在市场经济之前,所有的专家都面临 着极强的单位约束力。一旦你出了问题,就 有可能被单位除名。过去专家根本不可能出 去给人家看东西,更不可能收钱。我记得王 世襄先生家门口贴一张纸,上面写着‘奉上 级指示,不给任何人做鉴定’,其实上级也没有指示他,他就是心里指示自己。”对于今天的乱象,他说:“文物鉴定有可能看 错,但天天看错,以错为生,这就是问题 了。”“我敢说,把电视上一些专家推到市 场上,大部分专家都活不下去,他买不到真东西。” 今天的收藏鉴定乱象固然让人揪心, 但也发人思考。在因《功甫帖》事件而引发的大众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义。其中不仅有对种种乱象的揭露、抨击,也有从制度上、方式上乃至技术上对收藏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秩序的建设性呼声。比如,浙江大学教授陈振濂先生在《杭网娱乐·书画雅集》发文:“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面对质疑后 刘氏的反应方式:他所采取的自证方法,正是我们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 从2006年起倡导的‘高科技+艺术+人文’ 三结合的方法。而且顺序也一样:先以高科技手段作证明基础;其次以文史叙其可靠性 与合理性;再以艺术分析证其真伪作出判 断——8年前我们提出的这一理想鉴定模式, 在《功甫帖》之争中获得了一流的实践样 本。”这无疑是一种发见。对于事件对当今鉴定界的触动,陈教授认为:“不管《功甫 帖》之争今后走向如何,它应该是对当下书 画文物鉴定传统旧方法的一次巨大冲击。它告诉我们:没有科学手段的证明能力,仅凭 个人经验的‘目验’式老做法,在过去因为 是德高望重又爱惜羽毛的老专家老权威的身份规定,又没有利益纠缠的诱惑,它是行得通的。但在今天,第一是没有积淀深厚的公 认的权威学者,第二是市场利益诱惑太大令人很难坚守;‘目验’式老做法就有可能成为落后、平庸、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代名词,虽然它现在仍然风行一时(因为没有其他选项),但在今后,它必然会被淘汰。”这是客观冷静的理论和现实分析。  “汉代青黄玉龙凤纹化妆台(含坐凳)”以2.2亿元成交。其实该 拍品并未真正成交,而是以放弃3万元保证金收场。是做局吗?不过,关于陈教授“市场利益诱惑太 大令人很难坚守”的论断,笔者还是持可商榷态度。笔者以为,现存的乱象不是市场本身的诱惑大,而是市场体系的不完整、不纯 粹。真正完整的市场体系,应该是完全建立 在“信用”之上的交易平台。没有了信誉, 就终生就不可能再在文物行业混了。这就是为什么朱廉·汤普森可以挡住“市场利益的诱惑”,因为他们的信用成本足够大。而们现在的鉴定专家很多时候是不必为错误买 单的,至少这一点就是差距。其实,诚信问题绝不单单是收藏界的短板,整个社会的市 场体系都明显存在这方面的缺失。其中,有许多是制度上的深层次原因,仅靠说教是起不了本质性作用的,必须靠制度来制约、来养成。从另一个方面看,社会活动无论怎样发展、怎样设计,最后都是以人为主体。所以,人的素质养成才是根本。关于信用的意义,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深谙,其实也比我们现在做的好得多。我国传统商道中把关羽奉 为“武财神”,就是取他的“信义”精神。 今天,最好的市场形态,依然是“义”与 “利”的互成。我们呼唤这样的业界盛世。 正如荀子曰:“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尚晓周/河南美术出版社副编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