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歌 
陈仁毅 在采访中，陈仁毅说道：“中国艺术品里面的‘杂项’的叫法非常不合适！”我们知道“杂项”一词是民国时期，老琉璃厂沿用下来的称呼，将一些“非主流”的艺术品以“杂项”概之。他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不严谨的，怎么能把艺术品收藏用一个‘杂项’来定义。”他还对今天一些出版物将一个项目叫做“玉器把玩件”也感到大惑不解，“这未免太口语化或者太民俗化了！”陈仁毅认为，如此种种，便是对文化艺术品的一种不尊重。收藏，首先解决的应是态度。 当被问及当初缘何定位文玩杂项时，陈仁毅是这么回答的：“艺术品的项目太宽了，可以按古代和当代分，也可以按书画和器物分。在书画和器物里面还可以再细分。我1987年开始工作时，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器物，比如黄花梨紫檀家具、文房、工艺美术、竹、木、牙、角器等等。现在听起来都是十分贵的东西，但在当时都是不值钱的，属于非主流项目。那个时候最值钱的是书画、陶瓷还有铜器。但这些东西人家已经盯了一百多年。正好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文房类东西。所以说我就是在非主流项目里边开始成长！” 陈仁毅说： “其实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就是除了贵族跟庶民以外，中国文化在贵族和庶民中间多了一个社会阶层——被人尊称为‘文人’。我们通常说收藏分两块：宫廷和文人，文房器物也同样分这两块：一类是宫廷或贵族的文房——材料很精致，表现得非常贵气；另一类就是我们谈的文人的文房——谈雅和朴拙。” 说道今天的“文房热”，陈仁毅说道，这也是经历了三十年的沉淀。 “‘文房/文玩’是个很模糊的定义，到底文房应该只是笔墨纸砚等使用器以外，还是延伸到所有文房里的东西？台湾故宫博物院很早就有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很多博物馆、知名学者也进行了研究。到2000年以后，拍卖公司开始用这个做主题，于是就出现了2003年以后嘉德王世襄专拍。2005至2007年变成大家注目的项目，最后才变成大家广泛谈论的‘文房’。这个周折经过了大概三十年。 然而西方人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琢磨中国人的审美，尤其是中国文人的审美。陈仁毅举了个很有意思例子：“上世纪90年代纽约有钱人的家庭，家家窗台上或者几案上都放了一匹唐三彩的马。这令他很困惑。后来终于搞清楚为什么了：原来那时西方开始关注中国，很多博物馆的一些中国展览影响了那时的美国人。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模糊的：汉唐雕塑、唐三彩。于是那么一匹流光溢彩的“马”就被他们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主流。所以每个有点地位的人一定会去买唐三彩。加之西方人也喜欢动物，所以买一匹马放在家里成为时尚，代表那个时代的品位。 自从1997年伯森博物馆办了一个中国文人赏石的艺术展，西方人发现原来中国文人境界这么高——抽象与无形！所以硬生生把唐三彩马丢掉，开始买石头。不管真假、好坏、新旧，只要是抽象的石头，往家里一摆，就代表中国的文人至高无上的审美跟品位！所以2000年到2010年，深深的改变表现为三彩马被石头所取代。“所以你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化品位会影响那个社会的时尚跟流行，跟审美有很大的关系，跟钱没有关系。”陈仁毅这样说。 陈仁毅也对2005年以来的文房/文玩概念有所怀疑。“我觉得你去炒所有的项目，都还情有可原。但是文房，文人用器部分一般都是重品位的，它跟名利避得很远。可是你看2005年以后几场专拍都是拼命地玩包装、玩上拍宣传，最后呈现出来文房的收藏一定是扭曲的。如果说文房市场曾经带动一个文人的生活导向，文人的用器以审美品位高而获得青睐，但炒作使被倡导的文人新生活的革命刚要开始就被这几盆水给浇灭了。其实对整个文房收藏的生态是非常不可取的。” 陈仁毅认为，“ 如果把一件艺术品用分数来评，可能年代、历史性、人文背景、材料、工艺、来源，搞不好哪个家族出来的比方是洛克菲勒家族，等等因素都会影响价值。起码可以谈出十个条件标准。但是这里面是由主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