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焦虑、精神的渴望和精神的追求，是我在艺术中始终比较关注的东西。”——王林如是说。 在中国美术评论界，王林是特别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评论家。曾被人戏称为“西南王”，这是对其评论和人缘的赞誉，而非另有他意。从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文献资料展，到“中国经验”画展，从上海双年展到威尼斯双年展，王林在批评路途上一步步实现着人生的跨越式发展。从中央美院研习美术史到写作美术学专著，再到编撰四川美院七十年美术史，王林在当代艺术之林中悠然漫步，一路前行，正朝我们走来…… 
王林（笔名之一“林子”）出生在一个特殊家庭。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2月出生。父亲东北人，曾任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教官，而母亲和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娘舅就是地下党员。抗战后期，父母本打算从西安到延安，但却阴差阳错地留在了西安。王林是在西安出生的第五个孩子。解放前夕，本来要去台湾，因王林的外婆独居重庆，母亲不忍，于是一家人回到了重庆。父亲因为国民党身份被捕入狱，后来死在监狱里。或许是父亲从小不在身边并过早离世的缘故，王林对于父亲没有任何印象，我们总是听到他用沙哑的嗓音讲述他的外婆、母亲和舅舅。两家人一起生活，九个小孩，一个老人，全部生活来源靠母亲在人民银行工作的64.5元工资。母亲念过商业大学，懂得财经，生活扛在母亲身上的重压可想而知。所以王林说“我的家是一个母系家庭”。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王林从小就很懂事，经常利用假期上街干活赚取学费。山城重庆，夏日炎炎，弱小的王林和许多大人一样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推拉人力车。三块八毛的学费要干好多天才能凑够数，不难想象一双稚嫩小手被磨起了多少水泡。当我聆听他讲述童年故事时，品出的是生活对一个孩子的艰难和辛酸，而王林却像是在讲述平常事儿一样淡然。生活教会了他成长，也教会了他面对困难！王林自幼聪慧，读书成绩一直很好。这起于小学三年级时一个班主任对他的激发。 何老师的丈夫是《红岩》作者杨益言的哥哥杨本泉，重庆著名诗人，时为右派。《红岩》的一部分稿子就是他写的。王林当时就读过《红岩》的手稿、修改稿和定稿。接着还有两件事情触动过王林：何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读学生的好作文；何老师家书柜有很多藏书。这两件事使王林对写作、读书有特别的好感，加上老师的青睐和自身的天赋，王林的语文成绩特别优秀。但中学时开始贯彻阶级路线，优异成绩并没有让王林得到上高中继续学习的机会。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历史反革命，黑五类出身，只能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那时是1965年。去到林场的他和一个残疾知青负责在山上放养28条牛。晴天还好，碰到雨天只能一前一后披两件蓑衣在灌木中穿行，任山风吹割，苦吗？只因为买了一个小小的打气马灯晚上照明，就被扣上资产阶级作风的帽子挨批。然而，一切不如意在王林眼里都不算什么，亲身经历的一切对于现在的他也只是旁观而已。在红色专制的年代，王林仍然喜欢读书，用知识充实自己，乡下那些阴霾的日子，他用书本当作阳光来照亮生活，从中呼吸自由和清新的空气。苦难不过是更好地教会他成长。他很少说起经历的不幸，在谈话中王林更多提及的是乡下农民的质朴以及，村里人对他的真诚帮助。 1972年，王林顶替母亲回城“接班”，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另一阶段。师训班学习一年后进入重庆四十中教书。当老师并非王林自己选择的职业，但人不太可能随心所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命运的安排自有它的理由。王林到现在已做了40 年老师，他忠诚于自己的教育事业。 1977年恢复高考，王林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报名。在坚持带学生军训的条件下，他奇迹般地自修了高中数学全部课程。数学成绩从最初测试的9分提高到了最后测试的87分，终于考进了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生活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的滋味。王林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迎来了他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绿叶与阳光的味道飘到了王林的心里。大学期间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妄自菲薄，依然像苦行僧一样孜孜不倦在求知路上行进。大学四年他不曾真正躺下午休过，只是裹了被子靠在床角打个盹儿，为的是节约时间又能休息。每天早起背诵古文，他只觉得时间耽误的太久了，必须抓紧再抓紧。在大学王林是学习委员，还是系学生会干部，组织能力很强，他组织同学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外格言》的书，印行过近百万册。由于毕业成绩很好，学校在甄选老师时让他留校，在古代汉语教研室。后来是四川美院要人，改派王林去了川美。命运再一次改变了王林的人生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