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具有抽象性和表现性的水墨作品。像谷文达、杨洁苍、王川等，他们的灵感来自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启发。于是，现代水墨氛围渐渐形成，并不断壮大。而沈揆一先生用如此简单化的逻辑及语言方式描述刘国松先生在大陆的影响，来评价刘国松的地位，不免有些粗暴，不合情理。我们对艺术史的书写，在肯定一个艺术家时不能无边际地放大，更不能伤害其他的人和群体及艺术现象。当时身为编辑、艺术家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刘国松一套完整的中国画创新的理论以及成功的实践记录。既然，沈揆一先生在会议现场投放我和石果90年代的实验水墨作品，那就简单说说我自己。80年代初，我的探索之路是从工笔人物画开始。当时，我更关注、更偏爱的是，一方面水墨文人画的传统，再一方面是西方的现代艺术。在那个阶段我创作了新文人画类型的作品《扇面系列》，还有《肖像系列》，并且几次参加新文人画展览。这些作品既强调了与传统的关系，也融合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因素。所以，当时根本没有关注刘国松的作品，只是有些简单的了解。我认为刘国松的个案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游戏，仍属再现范畴，没能超越传统范式，更没能触碰水墨问题。 我是一个较为理性的艺术家，我这么说不是有意忽视刘国松先生在大陆的影响。因为，刘先生的成就属于他那个时代以及那个层面。从根本上讲，在中国现代水墨时期刘国松的作品已经落后于年轻的艺术家们，到了90年代的实验水墨时期，刘国松的实践在前卫艺术家面前更是过去。因为，实验水墨艺术家们的思考已经超越平面。 今天在这里与沈揆一先生谈实验水墨发展的历程的前前后后，是因为中国大陆从80年代初的中国画探索，到80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水墨，再到90年代的实验水墨，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是许多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由国家出版机构出版的第一本以现代水墨画命名的画册《中国现代水墨画》一书①是我策划编辑的，还策划编辑了《国画世界——中国画探索》丛刊②、《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水墨艺术走势》丛书③、《黑白史——当代中国实验水墨》④、《开放的实验水墨》⑤、《中国实验水墨1993-2003》⑥等等。 其实，在国际学者或批评家中与沈揆一先生观点相似的或许还有人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中国大陆现当代水墨发展时期的中国画探索、现代水墨、实验水墨的三段发展历程没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也没有走进这些艺术家的工作室，对艺术个案缺少仔细地、深入地研究。 以前我对这种言说并没有太注意，但近期因为刘国松先生艺术活动的频繁，曾听到国际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于是，我借沈揆一先生的这次台湾发言，提出我的观点和我经历过的事实。虽然，台湾60年代以刘国松为代表的现代水墨画早于大陆现代水墨近二十年。但实验水墨的兴起与发展是针对大陆现代水墨概念的泛化，因无法解决现代水墨问题深入的推进而展开的。事实上，实验水墨与刘国松的非笔水墨山水画探讨风马牛不相及。我相信刘国松先生听到沈揆一先生的此观点多少也会有些尴尬，必定我们之间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探讨的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