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聪、曹禺、吴祖光都跟我有过不浅的交往。我曾经跟吴祖光在四川做过邻居，曹禺更是后来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聪年纪很小就跟我们很要好。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1955年至1956年，我在北大开文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文字，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李怀宇 你原来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 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教课，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这个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文字改革都有兴趣。青年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20年代，我写了一些文章在新语文运动的杂志上发表。出于这些原因，他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工作。这个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服从领导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 李怀宇 你认为文字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于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来。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之中。 90年代以来，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话？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觉，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