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怀宇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婚后，他们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周有光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李怀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有左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河上肇已被逮捕了。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战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银行里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业余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所以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