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 1925年生，河北霸县人。 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副研究员、休斯敦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波士顿大学研究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 著有电机工程论文百篇，《系统导论》及《人工智慧语言》专书二册；散文集有《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蔚蓝的天》、《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一星如月》、《时空之海》、《散步》等。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 陈之藩先生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的像，爱因斯坦的对面是一大一小两张梦露的*艺术照。我一见就好奇地问为什么，陈先生说：“好看。”我又问：“童教授没意见吗？”陈先生笑答：“童教授有什么意见？童教授每天都来。” 童教授是陈之藩的太太童元方，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任教，陈先生是电子工程系的荣誉教授。中文大学依山而建，童元方女士的办公室在山上，陈先生的办公室在半山。有一年春节前我到香港，所见的是经济萧索与人心浮躁，心情坏透了。陈先生夫妇招待了我一顿可口的午餐和悦耳的聊天。下午童女士有课，陈先生带我从山上走到半山他的办公室再坐一会，这一坐竟不知不觉到了日落。陈先生又带我到沙田吃了一顿丰盛的上海菜，这才握手言别。他的岁数比我爷爷小几岁，我却把他当哥们，事后才自责这一天一定把他累得够呛。第二天童女士在电话里埋怨我，又说陈先生聊得很开心。 在作品中，陈之藩时常提起的科学家就是和梦露“朝夕相对”的爱因斯坦。他讲的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故事，让人一听难忘。一个是：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时，主事人问他一年要多少薪俸，他说五千差不多了。一年五千元是物理系刚毕业的学生的水准，主事人说：“给你年俸五千，给别人就不好给了，请为我们着想一下，还是勉强订年俸一万五千元吧。”另一个是：爱因斯坦的谈话总给听众一个印象，他的贡献不是源于甲，就是由于乙，而与他本人倒不太相干似的。就连那篇亘古以来崭新独创的狭义相对论，并无参考可引，却在最后天外飞来一笔：“感谢同事、朋友贝索的时相讨论。” 在生活中，曾和陈之藩时相讨论的朋友是杨振宁，杨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陈之藩说，杨振宁长得真漂亮，第一次见杨时，他的一个外国同学就问：“杨为什么不到好莱坞去当演员？”我提起杨的太太杜致礼在诺贝尔颁奖会上的一张照片真漂亮，陈先生说，他先发现了，还专门找来送给杨。 每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陈先生是喜欢聊天，不喜欢采访的；录音，他更不喜欢。他对唐德刚用录音整理胡适口述自传是有保留的。但是他容忍我这个晚辈工作的需要，他曾以胡适晚年爱讲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写过一文，写得真好。 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每一篇文章都好。每遇言语投机的朋友，我总会推荐陈先生的文章，几乎是“到处逢人说陈文”了。可惜大陆只出过一本陈先生的《剑河倒影》。有一次我听他说，胡适不止一次对他说：“到现在还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东西了。”便找周作人的东西来看，看不出其中的人生况味。我问他周作人的东西好在哪里，他好像说“老实可靠”，我倒觉得他的文章是这样的。 每次去陈先生的办公室，会发现书一次比一次多，一次比一次乱。科学和外文的书尤其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书种像他这样杂。谈书，他要发觉你“老实可靠”地用过功才会深谈，有一次谈起我只是瞥过的当红书籍，他不知从哪摸出一本余秋雨的《借我一生》，一本北岛的《失败之书》，都是简体本。我脸红，问他书从哪来的，他说，学生在学校里摆摊卖书，他怕卖不出去，随手买的。他总是心疼后辈。
陈先生喜欢写信。和他通信颇勤的前辈有胡适和沈从文，后辈则有董桥。董桥记述这种书信因缘：“陈之藩是大学问家，满腹经纶，平时惜墨如金，聊天写信却往往畅所欲言，教人如坐春风。” 陈先生的字清雅。我曾经请教过他对沈从文和台静农的书法的看法，答案出乎我的意料。对艺术，他总有一些出人意表的妙句。 陈先生喜欢念诗。他翻译过许多英文诗，集成《蔚蓝的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念了一对古句：“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笑了，说下句比上句好。 读陈之藩的《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欲哭无泪。中国文化此后的苦难，他不幸言中了，那时他只有二十岁出头，何以如此先知先觉呢？信里面谈到的那些前辈教授，一个个后来都走进苦难里了，怎不让人心疼？陈之藩生平最佩服爱因斯坦和胡适，这两人却都从苦难里走出来了。 童元方喜欢爱因斯坦的情书，写过一本《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也译过《爱因斯坦的梦》。她写过一篇谈爱因斯坦家人的文章，叫《在阴影里》，我们都拿她开玩笑，说她显然是受《在春风里》的影响。 陈先生的书，我最喜欢写胡适的那本《在春风里》。每次都听他聊胡适，他说跟胡适常不太谈得来，两人又一次次地爱谈。第一次见他，我就问他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在春风里》什么时候出，他说，想写一个序，但是想了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我不喜欢台湾版《在春风里》的设计，还是买了，拿去请他签名。童元方借这个由头埋怨陈先生“不乖”。又过了两年，序终于写出来了，真好。 聊胡适，免不了要聊鲁迅，百年来的文化绕不开这两个人。我同意陈先生关于鲁迅的大部分看法，有时又忍不住跟他顶嘴。我说：“鲁迅的《朝花夕拾》和《野草》何其优美，《中国小说史略》何其凝练。”他不说话。我说：“至少鲁迅的旧体诗和字是好的。”他笑了。 胡适在哈佛大学时发现了周一良和杨联这两个读书的好种子，后来只留下杨联陪他论学唱和。我在《哈佛遗墨——杨联诗文简》的附录中看到赵俪生访美时与杨联在电话里吵架的事，周一良的解释是杨联患有精神病，便向陈先生求证。“在美国待上十年以上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吃牛肉恨不得吃生的，”陈先生边吃菜边说，“另一个是有精神病。” 有一次我问他：“胡适的新诗好吗？”他笑着把问题递给童元方：“她是学文学的，你问她。”大家笑了。《在春风里》陈先生说：“我总觉得，胡先生是个诗人，而作不出诗来，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有一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访问了杨宪益，他有两句诗真好，你怎么没引出来？”电话里听到他跑去找了出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演讲《眼前文化的动向》，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封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 李怀宇 和胡适通信之后，你曾到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夏天，你是穿短裤去的？ 陈之藩 我穿着短裤，聊了一会儿，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他商量学生闹*的事，我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 李怀宇 第一次和胡适见面，他的风度如何？ 陈之藩 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李怀宇 现在收到《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里作代序的那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写得真好，思想、文笔，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写的。
陈之藩 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议论，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李怀宇 你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你们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为了改专业的决定还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陈之藩 金岳霖真厉害，我真服他。那时候我很悲观，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悲观吗？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要设法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他给我解释半天，我心里很舒服，他并没解答我的问题呀。他说胡先生的思想跟汽车一样（笑），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他每一句话都像格言似的，你真受不了。 李怀宇 就是那一次见面，他把你从清华给打回来了。 陈之藩 他又不给你作决定，但是听他这么一说，就又回到北洋大学了。 李怀宇 有没有给他写信？ 陈之藩 写信以后才能见到他嘛。写信有好多种，比如说，“怀宇吾兄大鉴”，中国式这么写（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他这样（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笑）。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儿。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出了我爷爷梁启超；*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鼓掌，大笑）。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 李怀宇 你和冯友兰有没有见过面？ 陈之藩 我对他的书很熟，但没见过，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容易见到还是怎样，我忘了。我喜欢冯友兰，而胡适不喜欢他，我还在胡适那儿吹冯友兰，胡适太忙，冯友兰的书他大概没看过多少。他不喜欢冯友兰是因为冯友兰是当代同行而出毛病，还是因为冯友兰跟他宗派不一样，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现在我觉得冯友兰不像他自己书中写的那么好，但是胡适始终倒是一致的，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老实可靠的。但是那时我不觉得，我觉得冯友兰很尖锐。 李怀宇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半部，冯友兰后来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呢？ 陈之藩 胡适用科学方法来解释哲学，完全走到另一条路，写到魏晋根本写不下去了。但是冯友兰写了，“贞元六书”是好。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是又通信，又见过面？ 陈之藩 沈从文非常有意思。他住在中老胡同，是北大的宿舍。我到中老胡同去看他，大概是看完胡适的第二天。他们都是同事，整天聊天。你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说话，国语都很差。沈从文算是很努力的了，因为他吃教国文这行饭的，还是有些我不懂，但是大致懂。跟他谈些什么，问我什么我都忘了。我也很会出题目给他谈，如：在联大教什么课啦？我熟悉他的小说啦。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很小，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怎么介绍不记得了。 李怀宇 她漂亮吗？ 陈之藩 我们那时候全校两千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就是看过电影里的白杨之类的。大概她也化了妆，完全在我想像之外，觉得是挺漂亮的。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我就说没有什么了，我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我想到从前沈从文怎么追她，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她怎么要他怎么不要他。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台阶下，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学校分配我到台湾去，那时找事很难的，我在北平自个也找不到事。你看沈从文很奇怪，他就给我找到事了，那时我已去台湾了，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章，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的信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李怀宇 沈从文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你当时觉得他的文章怎样？ 陈之藩 沈从文的文章我跟童教授研究过，童教授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说他这篇写得最好。我喜欢《边城》，大概是电影明星选得漂亮（笑）。我是先看的电影，后看的《边城》。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散文不如我写得好（笑），更不用说后来了。因为他联想太丰富，一说出来就是两百个，他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什么。这是文学天才，我没那么多联想，我最多十个八个，我已比普通人多了。 李怀宇 我挺喜欢他年轻时的文学评论。他的《论郭沫若》论得多好啊，他说郭沫若的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后来郭沫若对沈从文致命一击的《斥反动文艺》，说他是粉红色文人，估计是那时候埋下了伏笔。沈从文论郭沫若的时候才二十八岁。 陈之藩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批郭沫若抄钱穆文章，他那时也是最多二十八岁。他到美国以前在新亚书院读书，写得好。 李怀宇 余英时写胡适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引发了汪荣祖跟他论战，汪荣祖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胡适历程的曲直》，大意说胡适成名太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之于世的作品，日记不一定能反映胡适一些真实的东西。 陈之藩 日记很难讲，我觉得胡适的日记百分之九十八可靠，有一点，比方他跟人恋爱，有些那就不说了，最多是如此。 1948年，陈之藩从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编译馆工作。此间，杨家骆等人对陈之藩有知遇之恩。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李怀宇 你刚开始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的？ 陈之藩 学校派到那个公司做工，我修过好多马达，修马达很有意思。我所有的部下，二十多个都是女孩子，在工厂做工。因为高雄非常热，女孩子一晒就黑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包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她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她们长官，以我为荣，请我吃一顿，我得给她们红包，也很严重，挣的钱太少，结婚的太多。结婚时新娘打扮得真是漂亮，你就是阿花啦，我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认识我就追你啦（大笑）。还有一个阿苏，每个都好漂亮，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教她们修马达，阿苏坐在这，我搂着她，我只看见她眼睛，别的都看不见，但是手一摸，我说这么细。我按着她的手，那是非拿着手告诉她怎么修不行，没别的办法，手就这么点，手很软。我一握就知道这是阿苏的手，这是阿花的手，别的我就不知道了（笑）。一见到阿苏我就想起薛宝钗，所以我就叫她“薛宝钗”。我们言语不通嘛，她会闽南话，我不会，她国语就说那么一点，但是我是boss，她就慢慢听懂那几句话，什么“上来”、“下去”等。教她修马达，很快乐！那时候假如女工们没有捂着一块布，我一定追一个，story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会去台北，更不会去编译馆了。 李怀宇 怎么去的编译馆？ 陈之藩 得诺贝尔奖的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让我去的。李书田是我们北洋大学的院长，他在编译馆，我是他得意的学生。我说我整天修马达干什么，实在无聊，他就叫我去。 李怀宇 在编译馆就认识了梁实秋？ 陈之藩 那时候李书田跟梁实秋是同事，他是自然科学组的，梁实秋是人文科学组的。李书田写书，也让我写，梁实秋看书然后决定印不印。梁实秋一看就说好啊，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笑）。好戏还在后头呢。梁实秋后来变成馆长，不是组长了，有权了。他是文人，活宝一个。他说我提拔天才，我不知道啦，他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他老兄一批就加一倍，也不告诉我。他说以写出那书的能力，就应该加一倍。我那时接到钱袋，我说这回怎么这么厚，那时我也不知道。我找到会计，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他说你们梁馆长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因为那会计主任他也不服，他觉得我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他误会了梁实秋，梁是提拔人才，他解释成是因为同乡。
李怀宇 后来胡适借钱让你去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呢？ 陈之藩 梁实秋当馆长以后，胡适从美国回来了，他跟胡适说借钱的事，说你帮帮他。还不是我跟他说的。 李怀宇 那就考到美国去读硕士了？ 陈之藩 还没这么简单，这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我就到领事馆里考试。考试也很有意思，我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得看Time杂志，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的英文也不那么好，在编译馆算不错的了，考试前真看了Time杂志，还就考那一段，真是怪事，我就译过那一段。笔试我刚预备好就考，真巧一个生词也没有，笔试算通过了。口试那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他从屋里出来，宣布现在该谁了。他要练练他的中文，他一看“陈之藩”，发音稍微差一点，他大声说“陈——吃——饭”（大笑），大家都笑了，他不好意思，他说：我说得不对吗？我说：你说的全不对。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陈之藩”，他就跟着我说，口试就这么通过了（大笑）。 李怀宇 考试通过后就去了美国读书？ 陈之藩 没去，怎么去？胡适先生给你存了两千四，你还能跟人家要路费吗？你上飞机要给机票钱。胡适借的是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李怀宇 那怎么办呢？ 陈之藩 你说怎么办？我延迟了一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胡适最欣赏的我的作品，是物理书。我写物理教科书是因为没有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挣稿费，又遇见一个贵人，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家骆是世界书局的老板。人家跟我说你是在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说好啊，显得非常惊讶，说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了，大概五千块台币，美金大概一千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李怀宇 到了美国就在那里写《旅美小简》，寄回台湾发表。 陈之藩 《旅美小简》那是另外的story。聂华苓在编《自由中国》文艺版，我给她发现了。聂华苓为什么发现了我呢？余英时的太太(陈淑平)是陈雪屏的女儿，陈雪屏在台大当教授，拿钱办《学生》杂志。有一帮师大附中的教员请我去编科学栏，编科学栏时我看他们编的文艺实在不像样，就随便写些，结果哪来那么多东西可写，所以就翻译英国的诗，那就是《蔚蓝的天》。聂华苓知道我能写文章，所以就约我在《自由中国》写稿。我在美国无聊嘛，写完后寄给聂华苓，她就登了。大家都看《自由中国》，因为《自由中国》比较开明一点。 从1955年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返台，正值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 李怀宇 你到美国时，胡适已在纽约了。 陈之藩 他已经在纽约了，偶尔回台湾一趟。 李怀宇 那时是他最寂寞又最清闲的日子。 陈之藩 清闲倒不清闲，但是他很寂寞，大家都不理他。他喜欢整天跟客人聊，他也有可聊的，也喜欢听大家的意见，他外国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那时候暑假他常找我，他没得聊。我那房东老太太，她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多了，我说他是当大使的，她不信，说：你会有当大使的朋友？因为他很客气，我不在时他就留message。 李怀宇 那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陈之藩 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闻一多、费孝通、潘光旦、吴晗，他们写给马歇尔的信，四个人写的都好，都在水准以上。胡适蛮喜欢闻一多的。我就不问吴晗了，我不问，他也不会说，他的意思是吴晗跟他的关系太近了，因为是他推荐吴晗到清华教书的，吴晗搞明史的，后来怎么会变成那样呢，失望到家。那时吴晗是北京副市长，正红着呢，后来“*”吴晗才下去。我问他潘光旦怎么样，他说潘光旦很有个性，他就这么一句，不多不少。我说费孝通，他就说“油腔滑调”。我很佩服费孝通，很受他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念的差不多就是费孝通在英国写的那些，我的文章很受他的影响，没想过胡适会说他油腔滑调。
李怀宇 有一次你说胡适因病请人暂代职务常出问题，胡适的两个好朋友傅斯年和陈诚气度不够，是不是因为一位是胃溃疡，一位是高血压的关系。胡适用左手摸着自己右手的腕子让你看，说：“瘦成这个样子。”好像是求你原谅他找人暂代的理由。那天他送你到电梯口，电梯一关你就哭了，怪自己这样粗暴地对软心肠的胡先生。 陈之藩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两个人都是很能办事的。前清有五大臣出洋，这五大臣跟北大的学生毫无关系，我没研究过这个。五大臣有人自杀，还有人去杀五大臣。傅斯年他们出洋，也叫“五大臣”，借这个典故叫“五大臣出洋”。胡适说我见了傅斯年千万不能说这个（笑）。 李怀宇 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说胡先生那时候挺可怜的。 陈之藩 也不像他说的那样，不是丧家之犬。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写袁世凯很详细，很多东西从前我不知道，写得很好。写胡适的就太*，形容不出胡适这个人来，形容胡适的词不是很恰当。他本人是很能写，他刚大学毕业就写过一个关于中东之类的，我问过他，那篇文章怎么不见了。 李怀宇 你跟唐德刚是怎么认识的？ 陈之藩 是我在香港的时候，他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研究《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他们就为《红楼梦》里头所有女孩的脚是大脚还是小脚吵起来，我也不知道，就给卷进去了（大笑），谁知道？！ 李怀宇 这考据也太烦琐了吧。 陈之藩 你说这是什么问题？《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两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 李怀宇 宋淇和你交往多不多？ 陈之藩 宋淇问我英文“打擂台”怎么翻译。我说你是红学专家我又不是，你问我什么叫“打擂台”？我也不知道，你见杨宪益可以问他怎么翻，外国没有这个词（大笑），我没看也没查，我说不知道。 1969年，在美国任大学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陈之藩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无所谓。”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八十一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在春风里》序） 李怀宇 你到剑桥读哲学博士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之藩 我读的那个是哲学博士，是最低的。还有一个是科学博士，剑桥我没仔细研究过，比如说你在伦敦某所大学毕业，十年后你没有犯罪记录，你提交三篇论文，审查通过后，他们给你一个博士，这就叫科学博士，根本不念书，你自个愿意解决什么问题在杂志上发表。最高的叫神学博士Divinity Doctor。哲学博士是最低的，在学校里念得最辛苦。在一百里地某一个塔尖，画一个圆心，你这一年不许离开这儿。至于上课不上课没关系，你就在塔尖，礼拜四你要到学校吃一顿饭，要交五镑钱。 李怀宇 当时你已经是教授了，他们就在你的门牌上写着“陈教授”。
陈之藩 那是他们客气。 李怀宇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过奖学金。杜威写了一封推荐信，信相当长，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后来冯友兰谈留学的经验说，欧洲的大学有一个特点，学期短，假期长，特别是暑假。加起来，一个学年上课的时间大概不多于半年。课程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一些基础课。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如果光从课程表看，中国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可以教美国的哈佛，哈佛的毕业生可以教英国的牛津、剑桥。有人说，中国学生本科所读的课程在国外可以读博士了。 陈之藩 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博士有误解，包括金庸也是误解。金庸一定是在浙江大学有学生污辱他，他气了，到英国剑桥去读博士了。翻译《红楼梦》的人不是给他翻译《鹿鼎记》吗？有人建议，给他荣誉博士，荣誉博士是最高的荣誉啦，他还非要读一个博士回来。我老想写一篇关于什么是博士的文章，我带过好多博士，在香港带过，在休斯敦也带过，在台湾也带过。博士就是所研究的都是小问题，就我而言，老师带博士最多是三个月，三个月后你就自个上路。科学研究到什么情形，请你继续研究，或者你研究别的问题，也没关系。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后，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一定不如你，你得跟我讲，一年以后你understand到什么程度。博士就是对这一个问题，当你发表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最低的标准。不是抄别人书，抄别人书你给我看什么？你也不用骗我，你骗不了，你骗我可以，你骗不了全世界的人。你发表出来就得给大家看，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这个问题，你骗不了人，你可以骗一个人，骗一个时代，但你骗所有人forever，不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你是第一，这就是博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