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李怀宇 1949年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在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中国和美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藏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笑）。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的待遇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风浪不断，文化人的命运随之起伏。周有光坐看云起后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颠沛流离二十年。” 李怀宇 回国以后，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记得你的《新陋室铭》中说：“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 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早期在银行工作，当年银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认识。解放后回国，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经理和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所以，当年银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认识。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特别是解放后政府把华东地区很多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把我也调到那里，所以我也是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兼研究处处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所任职。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就开始“反右”，上海的经济学教授一个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走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主义经济学家，都自杀了。我在上海最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庆的轿子——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中，天天都有死的危险。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我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