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物品把头等地位拱手让给了机造物品,“好”和“精美”说的已不再是一回事,不锈钢餐具取代了传家宝式银器。 台灯看起来更像街灯,而非花瓶。窗户上的刻花玻璃、花边和厚重窗帘消失了,桃花心木的餐室家具和摆满传家宝式瓷器的玻璃橱柜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汽车不再模仿四轮马车,而是努力地向飞机看齐。结构上柔软的东西以强化的方式被重新设计。勒·柯布西耶把房子称作“居住的机器(machine for living)”。食物和工厂里制作的成衣开始变得比手工制品更吸引人。 现代主义是乐观向上的。新就会更好。好的设计会将技术进步融入其中。原来要摆在桌面上的设备现在都是手提式。录音机、收款机、留声机和电话浓缩成了口袋大小。机器使人摆脱了一些冗繁重复的工作——刷碗、重新打字、挂衣服……我们信心十足地期待更深远的进步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成现实。 理性呼唤现代主义,就像《独立宣言》一样。18世纪的时候,美国人宣布政府来自于人民意愿。然后法国革命扫荡了宗教和阶级特权,拆除了监狱,敲掉了圣人塑像的鼻子,砍了国王的头,从1开始重新计算年份。尽管人们记住的多是它的暴行,但这种试图将一切引上逻辑正途的做法昭示了启蒙运动的来临。这个运动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密斯·凡·德·罗的超理性建筑灯火辉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巧合。现代主义者允诺要将日间的光芒和新鲜的空气传达给大众。他们的指导准则是自然和公众利益,而不是上帝的荣光和国家的权威。将建筑物看成机器,而不是象征性的暖巢,就是一个理性的进步。由工程学的进步,而不是习俗来决定房子的形状——现代主义者认为这是对人类理性的礼赞。 除此之外,“少即是多”还是国际主义者的跨文化理想。现代主义把历史从设计里剔除,代之以永恒的普遍真理。这样,他们试图创造出可以与每一个人交流的形式。这个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芬兰和日本的建筑师建造标志性的美国建筑,反之亦然。美国有丹麦的家具,日本的东西也是无处不在。不管是纳粹,还是后来的东德共产党,都谴责包豪斯没有好好地展现德国的“民族性”。 “少即是多”还有*和平等主义的一面。像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这样的现代主义先锋反对纪念性建筑。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建筑的外面刻上了人体尺寸(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层楼高)。“人体尺寸”肯定了建筑物是为人类服务的机器,不是宣传国家和宗教力量的广告牌。 阿道夫?希特勒对富丽堂皇的新古典主义样式情有独钟。他的总建筑师,阿尔贝特·斯佩尔,设计的公共空间和建筑物像一个硕大无比、令人生畏的包裹,满是帝国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