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涉足李海涛文物盗窃案件到底有多深，我们应当可以期待法律最后的公正。撇开具体涉案人员不谈，此案留给我们的教训与思考也太多太多，我们的文物国库可以令人放心吗？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都有像李海涛这样的国家公务员因为涉及文物案丢掉了脑袋或被判重刑，但是，同类案件的不同版本从来就没停止过同步上演与恶性复制。记者从大量关于这方面报道中举证几件典型案例： 1990年左右，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获取暴利，被处极刑； 2000年，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保卫干事林春涛因在任职期间，盗取馆藏汉代“宜子孙”谷纹玉璧、明代赵秉忠状元殿试卷等国宝重器被处以极刑； 2001年6月，原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黄小江因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涉案10件文物中包括9件国家一级文物； 2002年8月，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考古队队长、文物科副科长张文君因参与重大文物盗窃案，非法获得文物1190件，被判重刑； 2002年9月29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监守自盗战国时期“带鞘玉首铜剑”等荆门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物，对该馆副馆长王必胜、王传富等人提起公诉； 2003年底，山西省夏县公安局3位民警因先后保护13名盗墓贼对一古遗址进行长时间盗掘，盗得青铜鼎、青铜编钟、青铜甬钟等大批珍贵文物而获重刑； 2004年，原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管所副所长包卫东带领其他不法分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盗掘一个西夏寺庙遗址，被当场抓获，后领重刑； 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干部王海涛，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勾结社会闲杂人员，多次盗掘古墓，掘得珍贵文物14件，获得赃款30多万元，被判重刑； 2006年，山西省太原市三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因参与盗掘古墓而获重刑。 国家公职人员监守自盗的案例每年都有报料，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盗亦有道”，这话怎么说？这年头吧人过日子都爱攀比，这些人当然不会拿自己去跟盗墓贼比，那掉价。 跟谁比？记者采访过一位在监狱里服刑的某市博物馆原副馆长，他也是因为偷盗馆藏文物被判了10年徒刑。他说：“我犯罪当然不应当，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谁家里没有几件东西（文物）？很多都还是上得了等级的东西，哪来的？他们自己掏得出那么多钱？全都是别人送上门的。包一项工程、看好了某个职位，先带当官的看展览，搞清楚他们喜欢什么，然后要不就去拍卖会拍，要不就上古玩城买。有些霸道点的官员干脆直截了当给文物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有熟人看上了你们一件东西，随便算两个钱卖给他吧！你相信吗，一件国家二、三级文物，能几百块钱卖出去！我们就干过这事，领导指示的。最后碰巧去领导家帮他鉴定别的东西，一看，那东西就摆在他家里。你说这样的官员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呀，不也是变相抢文物？可人家照样升官发财，我们就得坐牢！” 盗窃国家文物，还一肚子委屈、一肚子牢骚，这就是盗者之“道”！虽说荒谬，却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隐藏其后的社会问题，一位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对记者说：“文物的大量流失，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与渎职。”另一位文博界的朋友气愤地告诉记者：“经常有政府官员替盗墓贼说人情的事发生，为什么？不明摆着吗？许多被盗文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腐败官员的保险柜！就算查来查去查到了他的保险柜，警方一般也就追回文物，很少对那些收赃敛宝的政府官员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 一位地方文物行政官员告诉记者，每年“两会”期间，或是别的大范围干部人事变动时，盗墓贼、文物贩子就会异常活跃，文博部门的一些专业人士也会非常繁忙，经常被人抓差去鉴定文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土的东西。这位官员深有感慨地说：“当前，一个有良知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有两大敌人，一是盗墓贼，二是个别黑心、无知的政府官员，这两类人若勾结在一起，将会对中国文物造成一场新的灾难！” 那位官员的话，记者在北京也得到了证实。北京古玩城的一位店主说，每年九、十月份开两会，他们店里的古董销量差不多赶上平常两倍。 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才留给了物理与事理更多的想象与发展空间。但是，法理也一样吗？假如法律的材质不是铁、不是钢，而是橡皮与泡沫，公正与秩序岂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