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拍卖公司的种种传闻，记者早有所闻。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记者决定近距离接触，直接试水拍场。
金秋十月，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场可谓是槌声阵阵、热闹非凡，大大小小上百家拍卖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纷纷拉横幔、打广告、印发宣传册，实力强些的公司还会派员工带上高成本制作的精美拍品图录，直接到国内外广泛征召买主，并提前几天将来客接至预定好的大饭店里免费吃住。与此同时，花样百出的拍卖品预展也在京城一些最豪华的场所举行。记者前后多次参观预展，有的拍卖公司还聘请有关专家直接到展厅现场推介重点拍品，有的则事先将专家对拍品的点评制作成光盘，反复在展厅里多点播放。
自我策划一番后，记者拎着自家的两件藏品——北宋磁州窑梅瓶、南宋定窑划花粉盒，走进第一家拍卖公司。
第一家是在京城能坐上头几把交椅的大拍卖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瓷器部主管。他看过记者送拍的两件东西后，摇摇头说：“定窑粉盒还不错，就几万块钱的事，自己玩玩得了。这只磁州窑梅瓶，不好认……”
“我问过几位专家，他们都说东西很开门啊？”我申辩说。
“呵？都是哪些专家呵？”他话音里明显带着嘲讽。我将专家的大名如实报上，其实，其中还有一位专家正是他们公司的瓷杂项顾问。
“是吗？”主管还是摇摇头，“不好认。您知道吗，这只梅瓶要是真品，比马未都博物馆里的那一只还好，得值多少钱？像这样一只梅瓶，在香港拍过两千多万哪？”
“就因为这个，您不敢认是吗？”我追问。
年轻的主管摇摇头，不再吱声……
过了两天，我通过熟人找到一位古董经纪人，答应成交后给他15%的介绍费。于是，那人给接待过我的那位拍卖公司主管拨通了电话，我听见对方问：“那人干什么的呀？你有底吗？”
这面儿回答：“没底我能给你推荐吗？我亲戚，开古玩店的！我跟他说了，还按咱们老规矩走！”
“那你把东西送来吧，那只梅瓶还真不错，比马未都的画花梅瓶好……”
电话交易结束后，经纪人告诉我，拍卖成交后，要给那位主管20%的好处费。我答应了，由他经手重新将那两件瓷器送去那家拍卖公司。
事后，记者算了一笔账，付完这两位的好处费再加上给拍卖公司10%的代办费，另外还要扣除税费，本人最后所得只剩下拍品成交价的55%。
数月后，记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拍卖游戏”。
那是一家外省在京注册的拍卖公司，国批二级拍卖资质，曾有过多件拍品创下“天价”的纪录。比方说一只宋代钧瓷碗，就曾拍出过2千多万人民币高价。一只宋代钧瓷洗，拍出过7千万人民币天价，等等。不知道是我委托的朋友关系硬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家拍卖公司的门槛倒是不高，我们四五个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记者的眼光看，估摸着一大半是赝品，真品最多不超过10件。有些“汝窑重器”，都是送拍前临时去潘家园地摊上花百十块钱买来的。
奇怪的是，除开少量重复的器型之外，我们送拍的赝品几乎全都顺利通过验收。不过，这家公司除开对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币不等的图录费之外，还要按自报起拍价收取5%的宣传费。我粗略计算了一下：按照这家公司自己编印的图录统计，光是宣传费和图录费这两项收入，就高达两三千万。抛开其他支出，这一次拍卖的前期纯收入应该在几百甚至上千万人民币。换句话说，还没开拍，这家拍卖公司就已经挣钱了，无论拍卖结束后的实际成交率几何，对于拍卖公司来说，都是胜券在握，只是挣多挣少的区别了。
终于等到开拍的那一天，记者第一次亲临拍卖现场。这家拍卖公司的老总说：“因为我是新闻界朋友”，破例给我免费发了一个参拍号和一张拍牌。其实我知道，我的几位藏友也通过别的途径取得了对自己拍品的举牌资格。
可能没进过拍卖场的人不清楚，号牌本是来拍场买货人使用的竞拍工具，须事先缴纳一定的押金才能获取，卖方握牌无疑是违规操作。有了这张牌子，卖家既可以参与自己拍品的竞买，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价，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价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无人竞拍的情况下，自己人相互竞价，将价格抬高到事先设定的位置给拍回，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卖价格纪录。而取得这种特殊待遇的人，是不需要为假拍付出税收代价的，换句话说，这种虚假的成交纪录，拍卖公司也不会在经济上蒙受任何损失。至于他们内部怎么做的账，记者无从得知。
拍卖会从一开始就高潮迭起：几十万元一件的玉器、几百万元一件的青铜器、上千万元一件的瓷器，在号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频频成交。这么多的天价交易，牌子拿在手上就如同去菜市场买白菜萝卜那样轻而易举。有一件标有北宋汝窑字样的花瓶先是经历了开场的沉默，在拍卖师将要宣布流拍之时，忽然鬼使神差、峰回路转，一人举牌报价后，其他两人参与竞拍，价格从此一路扶摇直上，从十几万元一直冲到一个多亿的天价成交。当晚，这场拍卖会的消息在某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滚动新闻中播出，包括那只一个多亿的“北宋汝瓷”花瓶在内的几件天价物品，理所当然地亮相荧屏，被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观众尽收眼底。据内部人士透露，拍卖结束后，这些高价拍品几乎无一例外的物归原主。
当然，我和朋友们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制。在拍卖过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只“元青花梅瓶”，起拍价人民币80万元。开拍时无人举牌出价，我和几个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分别坐在会场多处，轮番举牌将价格缓步提高，造成多人看好竞买的假象。在价格抬高到220万元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港客模样的老者欲举牌报价。按照我们事先设计的方案，只要有人报价，朋友们就收手告停，将主动权交给货主。可就在此时，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见坐在他身后的港客有动静，惯性地振臂高呼：“加50万！”其他朋友又接着继续将价格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见状以为买不过别人，便缩回了举起一半的号牌，不再叫价了。
直到哥们儿疯够了、玩累了才偃旗息鼓，记者那只“元青花梅瓶”以988万人民币的成交价最终落槌，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然，为了不让朋友们尴尬，由于作弊不熟练丢了200多万的笑话，我只能与家人分享了。
从第二天开始，我那只元代青花梅瓶“高价成交”的报道便在北京的几家报纸上刊出。记者留意到：一周后，同类报道在几家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出现几万条。
拍卖会结束后，我和几位藏友汇拢一起交流“战绩”：我的藏品总共落槌3000多万，其他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万、有的落槌在7000多万。总而言之，如果按照拍卖会现场宣布的数字统计，朋友们近百件拍品的成交价总共能达到一两个亿人民币。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100多件拍品实际上全部流拍，被我们自己悉数举牌拍回。朋友们非但没拿回一分钱，反倒每人赔了几万元钱的“宣传费”和“图录费”，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钱赚吆喝。
这以后，记者又参加过几次拍卖活动，情况大同小异。有的拍卖公司公开声明拍不了值钱的真东西，只让送“有卖相”的赝品。还有的拍卖公司则打着各种“慈善活动”的旗号，名为募捐，暗地里分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