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中国

达利的骗局 三(2)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0-15 15:40:48 |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她女儿死了以后,阿娜断绝了跟家人的关系。”乔瑟普说。

         “女儿?什么女儿?”

         “你不知道?”

         “不知道。阿娜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昨天我们刚认识。”

         乔瑟普摇着他面具似的脸。“悲伤的往事,”他说,“真叫悲伤。过去的鬼魂总是回来,总是回来缠着你。你知道,阿娜结过婚。她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名叫埃利乌特里,跟他祖父名字一样。我们给这男孩的昵称是‘泰里’。他跟他祖母住在巴塞罗那。阿娜的丈夫是冠军赛车手。他人不错。多好的人啊,后来他死于一次比赛,我想是在葡萄牙。阿娜还有一个女儿。她丈夫死的时候女儿才两岁。葬礼后过了半年,阿娜开着她黄色的‘大众’车上了高速公路,女孩在婴儿座上睡着了。出事故了。没什么特别的,只是车灯碎了,挡泥板撞了个凹坑。在履行完必要的手续之后,她继续开车。等她们到了巴塞罗那,婴儿座上的女儿早已不在睡觉了。这小女孩死了。阿娜没有注意到,她女儿在事故中断了脖子。”

         我叹了口气。

         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

         在墓地最外围的一角,山坡用作了骨灰瓮安放地。在岩石上凿出鞋盒大小的洞穴,用来安放家人的骨灰瓮。我远远看着阿娜。她摘了一束野花。她转动钥匙打开了岩石上一个壁龛的玻璃门。里面有两只骨灰瓮,一大一小,那个小的从我站的地方看,小得如同一只蛋杯。阿娜低下头,亲吻了那些花,将它们装饰在骨灰瓮四周,瓮里仍存放着她丈夫和女儿的骨灰。即便离得那么远,我们仍能看出她在哭泣。

         我默不作声,乔瑟普也不说话。他摘下黑帽子,在粗糙的手中揉搓着。

         “乔瑟普?还有什么我该知道的吗?”我问。

         “听说过疯女人莉迪亚吗?来自里加港的莉迪亚?”

         我仿佛是从一次惊讶猛地跳到了另一次惊讶。

         我当然听说过。在总统大厦我那桃花心木桌子上,每一本页面光滑、有关达利的书本里,达利都声称是来自里加港(与卡达奎斯相距不远)的疯女人莉迪亚给了他开启想象力橱柜的钥匙,把超现实主义释放了出来。在每一本艺术图书中,莉迪亚都是作为言行古怪的渔家女被提及,她把自己白灰泥、破败的海边棚屋卖给了达利。两间棚屋建在卵石海滩上,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厨房加厕所,另一间是卧室兼画室—破旧屋顶下一个21平方米的单层空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任何可以让生活过得舒适的东西。让我们返回到1930 年,达利以250比塞塔的价格(当时值2美元)买下了两间海边棚屋,立即对木屋进行打扫,并买下了紧挨着的地皮和邻近的农舍。他栽种了柏树和许多棵叶子闪着银光的橄榄树。居室里则布置得杂乱无章。达利把面包皮用胶水粘在墙上,将系着旧外套纽扣的线绳固定在天花板上。房屋和园子逐渐扩张,直到里加港摇摇欲坠的棚屋变成了奇幻的和迷宫似的伊甸园,达利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了五十来年。这可是正式记载在艺术史书籍上的,接着便是达利如何创作《记忆的永恒》这幅无可争议的杰作的美丽故事,这幅画是在不够宽敞的、带朝北天窗的画室兼卧室里创作出来的。

         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初。加拉坐在达利旁边,房间里就这么一张舒服的椅子。她给他读他最爱听的德文书籍和杂志,尽管他不懂德文,一个词也不懂。诵诗声、词语轻快的流动,以及加拉近乎耳语的轻柔、连贯的话音,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使达利平静下来,使他达到完全的放松。达利常说加拉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四只铃铛一齐鸣响。每当她给他诵读时,他就用法语称她是“四铃铛”。


         他抬头看看钟。都快半夜了。

         达利坐在画架前,陷入内心的幻想,努力想把一幅24×33厘米小尺寸的阿姆珀丹风景画画好。这幅画色彩鲜亮、景物孤寂。他一边还在听用摇柄电唱机播放的一张瓦格纳歌剧《特里斯丹和绮瑟》的咝咝沙沙的老唱片。他工作时从不说话。当他干得来劲时,他吹口哨。

         “我把音乐关掉吗?”加拉问。

         “不!不!达利喜欢瓦(儿)格纳的音乐声听起来像烤(儿)沙丁鱼。”他回答。

         那天晚饭,他们吃的是美味但气味浓烈的卡门培尔奶酪。

         晚饭吃剩的东西还在桌子上。没吃完的面包(蚂蚁正把面包碎屑搬走)、一些柔软低垂的奶酪、切成片的番茄、一只盛橄榄油的工艺杯、几只脏盘子,还有刀叉餐具。

         清晨五点时,加拉呵欠连天。

         达利对她说:“亲爱的,上床去吧。你要睡着了。达利要继续画一个小时左右,直到这幅画完成。他要以令人大惊失色的画面,创作出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绘画。”

         加拉睡着了。

         小尺寸画布上的风景荒芜而凄凉,还有几块岩石如同金色光线里的山顶。达利加上了“伟大的自慰者”那睡眼蒙的形象。这个形象他以前已用过了,但一个形象还不足以使这幅画成为真正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他坐在画架前沉思起来。

         达利挺迷信。他拿起平时用旧袜子包着放在口袋里的圣十字架一块木头碎片,他总是触摸它以求好运。

         突然间才华一闪现,他有了一个主意:将墙上的钟、卡门培尔奶酪融合进一个形象:一只正在融化的钟——停了的钟则更好——或者一只正在融化的表,滴落下来、垂挂下来就像桌子上的卡门培尔奶酪。

         说到底,时间不也是无定形的吗?

         两小时之后,这幅画完成了。

         现在已是早晨七点了。

         当加拉醒来时,达利把她拉到画架跟前。

         “闭上你的眼睛,”他说,并开始数数,“一二三。现在睁开眼睛吧。看看达利完成了什么。人们看到这么一幅画,难道不感到恐惧吗?”

         加拉惊得目瞪口呆。

         “人只要看了这幅画一次,就终生难以忘怀。”她说。

         “你呀!你真是的!啊!太美—美了!充满 —肉欲(儿)!”达利喊道。

         他在编造超现实主义标题方面确有技巧。他给这幅袖珍小画取名为《记忆的永恒》。它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以350美元的价格买下。它后来成为20世纪偶像级艺术杰作之一。

         “那是在莉迪亚把她的海边棚屋卖给达利不久以后,”乔瑟普告诉我,“正当达利几乎一夜之间闻名世界之时,莉迪亚被诊断患有躁狂抑郁精神病,送到阿古拉纳的一所疯人院,她最后饿死在那里了。”

         “你的意思是说……莉迪亚……这个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人…… 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者……她葬在这里?在这个墓地?在荒凉的阿古拉纳?”

         “是的,斯坦,的确这样。”

         “是那个把超现实主义释放出来的女人?”

         “没错。”

         “乔瑟普,带我去看看。”

         我从附近的蔷薇花丛摘了一些花,跟着乔瑟普来到莉迪亚墓碑前。天开始下雨了。寒冷的雨把我的四肢都冻僵了。我在那里,在不知何处的一块冷冰冰的墓地里,哀悼三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我默默注视着简朴的长方形墓石上的铭文,墓石已破损不堪,经过了这些年已在慢慢风化。

         这里躺着莉迪亚,里加港的夜莺,屈拉蒙塔那的又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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