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现在该去干活了。”我说。
IIC总裁昂起他的头，“现在我们在谈话呢。”
“我需要更多的绘画作品。”我毅然回答。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口袋里揣着殡仪馆业主的钱，潇洒地穿上那套新衣服。我雇了一架私人飞机飞往伦敦，有一幅题为《船》的用油彩画在纸上的小画，它的照片出现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目录上。一块迷人的小宝石，我心想。它描绘一个人从海洋里走出来，泛着泡沫的波浪在他腿周围波动。他没有人体的躯干，却有一根船的桅杆和鼓起的风帆。告诉你，我可是头脑简单的人：我非常依赖拍卖目录，想当然地认定这幅纸本油画是达利为1944年12月在纽约开演的芭蕾舞剧《疯狂的特里斯坦》做的舞台设计，是达利的真迹。位于新邦德街的拍卖行有一个堆满东西的卖场，但老手们都不去那儿。除了我没有别人出价。到最后，我第一次出价就买到了这幅画，我出价的依据仅仅是我个人对这块迷人的小宝石的看法。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雇的那架飞机牌子是“赛斯纳”，它一直在伦敦机场等着我。我把那幅达利作品藏在我的衬衫里面，走过女王陛下大道和海关。回到用桃花心木和真皮装点的办公室，我就将那幅纸本油画陈列在恰好是上一次挂达利那幅煎豆的地方—由于得到天国里上帝的一点帮助，那幅煎豆给我带来多好的运气啊。
没等多久，下一个投资者就走了进来，带着涨鼓鼓的钱包。
他有一双肤色发红的大手，在我看来，这双手像是有一两个星期浸泡在热肥皂水里。他跑来跟我见面时，脚蹬橡皮靴，白色围裙上散布着点点血迹。他告诉我他是从一个利润有限的屠夫起家的，虽说他现在拥有全国性的连锁肉店，但他仍喜欢亲手把动物尸体劈成排骨，切成肉条。
他说：“我赚了很多钱，把我的中国花瓶装得满到了瓶口。”
“中国花瓶？什么中国花瓶？”
“我卧室里的一只中国花瓶。是个古董，中国传统式样的那种。我把钱藏在那里面，”屠夫说，“灰色收入、未经许可得的钱、没向政府税务部门申报的黑钱。非法却‘挺有意思’的钱。我急着要把我私藏的钱处理掉。你知道，我既不信任政府也不信任银行家。”
他瞥了一眼墙上的达利作品。
“一件杰作吗？”他问。
“唔，是的……唔……这当然是达利作品的一个范例……”我回答。“它具有这位艺术家作品的一般元素，就像你看到的，它是这么处理这些元素的：……大海……它象征着他想回到子宫的欲望……一幅风景画……鼓起的船帆用做未来……各种缺陷……的普遍象征。”
“你会建议我买这幅画吗？”
“当然会呀。”
“究竟因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这是达利的画！”
屠夫眉毛一挑。“它值多少钱？”
“愚蠢的问题。”我说。
“干吗这么说？”
“你的中国花瓶里装了多少现款？这才是更聪明的问题。”
“五万。”他当即回答。
“才五万？”
“每个月五万，月底付钱。”
“把你的花瓶倒空，”我说，“我就把这幅达利杰作给你。”
“谁说这是一幅杰作？”
“我说的。”
“假如我现在买的话，什么时候才能赚到钱？”
“据一家英国的投资杂志估算，萨尔瓦多·达利的艺术作品在 1970至1980年间价值每年上涨，而那只是刚刚开个头。等达利死了，价格将会猛涨。”
一涉及达利的作品，我谈起买卖来就轻车熟路。
如今我们都穿牛仔裤。那时候我可不穿。从70到80年代早期我为IIC工作时，我穿得就像一个银行家：条纹衬衫、时髦的领带（不系温莎结）、量身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我做起事情来也像个银行家。我敛财，而且不给回报。平时穿得符合身份是很重要的。殡仪馆业主是这样，屠夫是这样，我们公司的总裁如此，我也如此。
一天，我脱掉了外套。正当我穿着衬衫坐在我那舒服的皮质办公椅里打瞌睡时，一个年轻男子和他漂亮的妻子走了进来，他们都穿着定做得很合身的牛仔裤。男的拎着一只手提箱，自我介绍说是一个牛仔裤制造商。他对我讲解了他的买卖：他在中国买进最便宜的粗棉布，然后在南非一个缝纫作坊将布料缝合到一起。突尼斯妇女是极好的缝工，特别胜任缝制LeeC··per、Levi誷、Armani、Gap、RalphLauren 和Cerutti牌子的各种牛仔布裤子和夹克衫。你说个牌子，她们就能做出来。
“你多大了？”我问那个牛仔裤制造商。我自己此时有三十出头。
“29岁，”他说，“你干吗想知道我的年龄？”
“警方没有跟踪你吗？”
“无可奉告。”
“你卖的牛仔裤是真货呢，”我问，“还是像假冒的路易威登手提包、假冒的卡地亚手表和假冒唐培里侬香槟王那样逼真的假货？”
“这不干你的事。”他厉声说。
人最好是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该闭上嘴。我闭上嘴了。
“你想听我说吗？”他问。
“我想听。”
“城里到处都在谈论你。他们说你是达利作品的专家。你帮人赚钱。我想买一幅达利的绘画。不要素描，不要画在纸上的什么哄人的东西。我要一幅真正画在画布上的油画。大尺寸的，能打动人的，一件博物馆的藏品。我们很富有。我们住在一座带塔楼和吊桥的城堡里。尽管每次我只能开一辆车，但我拥有四辆车。一辆银色的‘梅塞德斯500SL’，一辆遍身装饰了泥点点的4×4‘路虎’，一辆新款车当然是‘保时捷’，还有一辆菲亚特‘鹏托’供妻子开着去购物。顺便提一句，我妻子的名字叫茜西。这个名字没让你想起什么吗？”
我当然想到了《茜西公主》。这个电影我大概看了五遍，那时我还是个孩子。1955年的一个德国童话：非常年轻的罗密·施奈德饰演公主，她在一位皇帝那里找到了真爱，通过婚姻成为皇后。
我试着开个玩笑。“假如你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有钱，”我说，“你该给茜西买一辆四匹白马拉的金马车，而不是买一辆菲亚特‘鹏托’。”
他们并没有笑。他们脸上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茜西是个金发女郎。我想她是个冷面女王。
“你有什么可卖给我们的吗？”牛仔裤制造商问。
我叹了口气。
我没有一幅达利的画布油画。
我也没有达利的素描或画在纸上哄人的东西。
“你想付多少钱呢？”我反问道。
“一百万美元。付现款。”
我咳嗽了一声，呛了一下，然后笑得身体摇晃起来。
“你肯定拼命工作才挣到了这个数目的钱。”我断断续续地说。
“我亲爱的朋友，”牛仔裤制造商回答，“干活是挣不到什么钱的。要想富有的话，你得是个聪明人才行。”
“那么，”茜西突然说，“你有一百万美元的达利作品可以卖给我们吗？”
客户毕竟是客户。不能把客户拒之门外吧。我绞尽脑汁想了又想。
“有没有啊？”那美丽女王又问道。
“给我看看你的钱。”我说。
那个29岁的家伙啪的一声打开了手提箱，把大捆大捆的纸币堆放到桌子上给我看，每一捆都重得像砖头，都用橡皮筋箍着。有些钱滑落到了地板上。每一捆都有数百张崭新的一百美元现钞，甚至还有一些有磨损痕迹的千元大钞。坦率地说，此时我的样子一定像是被咝咝叫着的眼镜蛇催了眠的人。我开始颤抖。我身体里面直发冷。
我试着用不动声色的表情来掩盖我的惊愕，一直要掩盖到我出手去征服对方的时候。我费尽心思想要拖延时间。我将一盘VHS盒带放进录像机。
一股水哗哗流进了纽约一条街的排水沟。在这股水中，一根木手杖漂浮着，随水流而去。接着是第二根木手杖和第三根。这些手杖突然不见了。在圣里吉斯旅馆门外的寒风和冷雨中，吵吵闹闹的记者们、电视台工作人员和等着签名的人，像合唱一般齐声喊着达利的名字。
记者们：
达利！达利！达利！
记者一：
我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时代》周刊。人人都说你是个天才吗？
我们看到录像里达利下了一辆黄色出租车露面了。
他有60多岁，表现出他一贯的自负和张狂，穿着一件金色锦缎的短上衣，外面是长颈鹿皮的毛皮外套，手持他那根大家都熟悉的镀金手杖，他那著名的胡子一丝不苟地上了蜡。按照惯例，他的胡子被捻得向上翘，照他的说法，不然的话他会有裸露感，就像女人没有化妆那样。达利跪下了（跪在了排水沟里！），划了个十字，低下了头。然后他站起身，在闪光灯的爆亮之中，向等着的电视记者和报社记者致意。
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不是什么天才，而是达利！
记者二：
拿你自己跟上帝做个比较？
萨尔瓦多·达利：
假如达利是上帝，那就没了达利，那将是一个悲剧！
记者三：
那有些人说你在制造现代艺术垃圾呢？
萨尔瓦多·达利：
你希望达利给你签名吗？为的是你能用它卖钱？
记者四：
你正在创作什么？
萨尔瓦多·达利：
终于有人问了。达利要告诉你。我在创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阳物！
记者一：
这可是新闻！
萨尔瓦多·达利：
这当然是新闻！人们对阳物的长度都怀有情结。大家的阳物都太短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比得上人造阳物。因此，达利将用尼龙网眼织物建造最大的阳物，它的直径大概有两米。
记者二：
这个阳物会有多长呢？
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想让这个阳物环绕这个星球！
记者四：
你怎么使这个阳物跨越海洋呢？
萨尔瓦多·达利：
用他们铺设电话光缆同样的方式。当达利的阳物建成的时候，它将在联合国总部的顶上射精。
记者二：
你能靠这个赚钱吗？
萨尔瓦多·达利：
什么让达利手一碰就变成了金子。达利的这个阳物也不——例——外！
达利的嗓音很奇妙，他的英语说出来很有趣。他像说西班牙语那样带有浓重的卷舌音，明显歪曲了英语的发音。他说的时候很夸张，清晰地念出每个音节，同时又搀入了少许加泰罗尼亚语的元音。他谈到自己时也用第三人称，仿佛他在谈论另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美钞，朝叫叫嚷嚷的记者们扔过去。然后他快活地捻了捻胡子。
